譯後序
《衛報》過去曾調查英國人「假裝讀過的十大書籍」,或許容易想像《戰爭與和平》、《尤里西斯》等大部頭榜上有名,但出乎意料的是,結果竟由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奪冠。近年在國內外的社群媒體,仍可見討論。作為一本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在當代社會中的份量不言而喻。
《一九八四》是我的第一本經典文學翻譯作品,一開始不免有些惶恐。面對經典的高牆,我的起手式是備妥精良的「裝備」讓攀爬的過程更加順利,若讀者希望更深入了解歐威爾,以下這幾本著作也很值得參考。
李明哲教授的碩士論文《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詳述歐威爾的生平、創作歷程,羅列可供研究的譯本名單,讓人迅速掌握二〇一一年以前《一九八四》中譯本在台灣的概況,論文核心精彩的戒嚴時期譯本分析也不容錯過。《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是美國記者艾瑪.拉金(Emma Larkin,化名)追隨歐威爾的足跡深入緬甸,以優美的文字記述旅途見聞,並且搭配歐威爾的作品,試圖理解緬甸如何形塑他的寫作,而他的寫作又如何預示了緬甸艱辛的民主之路。D.J.泰勒(D. J. Taylor)的《特搜歐威爾《一九八四》》,標題開門見山,以成書前、中、後三大部,揭露歐威爾的寫作經驗、《一九八四》出版歷程以及作品對後世的影響。
稍加掌握作者與作品的背景知識後,我穿梭在眾多譯本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施力點。我相信,經典新譯若要具有意義,就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且還得呈現出個人獨特的立姿。
縱覽近年臺灣譯本,語言似乎營造出相近的氛圍,我想劉紹銘的版本也許是理解這個現象的關鍵。李明哲的碩論指出,劉譯是臺灣第一本全譯本,「劉譯的特色之一是大量使用四字成語或自創的四字語,使得譯本讀起來簡潔明快,鏗鏘有力。」我想針對「簡潔明快」與「鏗鏘有力」再進一步談談。劉譯的文字確實如同上述二詞的形容,不過「簡潔」有時出自於刪節,而其他的策略有時則為《一九八四》譯本帶來相當激昂的氣氛。歐威爾在《一九八四》的敘述冷靜平實,恐怕是擔心讀來不夠引人入勝,劉譯添加了許多活潑的描述,也更常用上驚嘆號。據我觀察,二○○○年之後臺灣譯者所產出的優秀譯本其調性或受劉紹銘影響,亦多添加詮釋、增補形容。
對我來說,歐威爾的魅力不在於辭藻,而在於簡單文字所傳達出的人類社會的惡以及渺小個人無能為力的恐懼。《一九八四》讀來的感覺,更像是開頭與結尾的天氣——寒風刺骨、大地凍結,一種冷調黯淡的可怖,骨感文句像是樹葉落盡的枯枝。這是我更想達到的閱讀體驗。一九四六年,歐威爾寫了〈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批評「醜陋又不精確」的英文寫作,並且提出六大規則,其中第二、三點是我在翻譯時特別秉持的原則:「若有短詞可用,就不用長詞」、「詞句一律能刪則刪」,不做過多修飾。不過,原則當然需要隨原文適時調整,例如葛斯坦的《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模仿托洛斯基的寫作,如爬藤植物般攀附著核心概念,我亦隨之纏繞。
翻譯非鏡像,百分之百呈現原文的譯文並不存在;語言轉換重組時,總是有些零件怎麼樣就是無法嵌合,只能忍痛捨去。在《一九八四》的翻譯過程中,我最大的放棄是重現對話中的「考克尼腔」(Cockney accent)。例如,第一部第八章溫斯頓在路上閒晃時聽到的路人對話,以及酒吧偶遇的老人,便是用模仿這種腔調的聲音和語法所寫成。歐威爾將無產階級說話的方式設定為考克尼腔,屬於倫敦東區的一種口音,常見於工人階級。在臺灣,譯者若想在翻譯文學中呈現方言,常見的做法是直接用臺語,或者是所謂「臺灣國語」(受臺語發音影響的華語)。但是,外國文學中方言所代表的弱勢,與臺語、臺灣國語所承載的政治意涵通常不盡相同。為了避免彆扭的類比,我用描述性的方式加上「倫敦工人口音」補充發話者的腔調,以此稍作區隔。
當然,上述的原則與策略絕非唯一標準,只是個人的堅持,也需要在各位讀者的腦中發揮預期效果方能成立。譯者走入相同的原文寫生,用譯文描繪風景,每一位都有各自的視角與筆觸——這也正是我們為何需要新譯本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四》的新譯,或許更重要的是提醒讀者,未來預言已成為現在進行式,又或者說是歷史不斷重演,極權統治仍在你我身邊。在翻譯的過程、甚至撰寫譯後記的此刻,就如身處倫敦的溫斯頓聽見低悶的轟隆聲迴盪,遠方的某些角落砲彈也正在落下,而那些謊言、那些篡改的史實,我們可能看得也不比溫斯頓少。
人類期待走向什麼樣的未來?這本小說是來自一九四九年的警語,如果我們願意留心,也許就能避免走到被老大哥的目光追上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