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編印緣起
我為外祖父楊聯陞先生編書,始自二○○三年,計有《哈佛遺墨》及修訂本、《東漢的豪族》、《漢學書評》、《蓮生書簡》,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最後這本書,匯輯了我見到的他的絕大部分書信。《蓮生書簡》不是楊聯陞先生的書信總彙,只是他的書信輯存選。楊聯陞生活的年代,與他人的聯繫方式遠不及今日之便利,通信是最重要的聯繫、溝通和交流的方式,往往大於電話、電報的作用。幾十年間,楊聯陞給多少人寫過多少封信,是永遠都無法計算準確的兩個數字了。從他的日記中可以感到,書信從一側面支撐了他的學術信念和生命完善,一天「作書」(日記中的常見語)三、五通至五、六通,在他已是生活的常態。其中有幾位可以確定為相對固定的、與他有論學往還的通信對象,最重要的一位當然是胡適先生。一九七六年,楊聯陞親手複印了兩套胡適先生給他的五十多封信,一套贈中研院胡適紀念館,一套贈「賢弟」余英時,作為生日禮物。楊聯陞去世後,胡適紀念館在此基礎上,組織人力多方查找,增補內容、校對釋文,編出《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一書,由聯經出版。余先生為該書所作序中說:這本書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新資料。第二位相對固定的論學、請益對象是趙元任先生,最有趣的當屬胡、趙、楊三人之間的通信討論。楊致趙的書信,或許多存於加大圖書館,聞已開放,允與大陸同行一同整理,切有盼之。受之啟發,我盡己所能,有意識地選定目標,彙集了楊聯陞與繆鉞、錢穆二位先生的往來書劄。
楊聯陞與繆鉞是姻親,二人之間的關係可以上溯到一九三○年之前的河北保定。一九四○年楊聯陞去國後,至一九四八年,繆鉞寫與楊聯陞的信即多達五十餘封(有編號),可惜沒有全部保存下來。倒是從七十年代末起,楊聯陞給繆鉞的信,絕大部分都在繆家保存了下來。二○○三年,家母楊忠平到成都探親,我叮囑她與我的表弟繆元朗接洽,獲得了這批書信的複印件,部分內容編入《哈佛遺墨》和《蓮生書簡》。此後,舅舅楊道申赴美探親,從外祖母繆鉁那裡得到舅公繆鉞的一批書信,包括一九四八年前的十餘封。姻親通信,免不了要說家事,但家事的背後,必有國事的映襯。繆鉞是文史大家,楊聯陞是漢學雜家,通信中論學的切入點也有意思。現輯楊信五十餘封,繆信三十餘封,共九十有餘。
楊聯陞與錢穆的往來書信,幾乎都是圍繞著《朱子新學案》這部巨著的誕生。從旁協助、點撥學術火花、指點請款路徑,楊氏的功績,在他二人之外,或也少為人知。他們的探討,沒有被朱子束縛,寬泛至太極、圍棋等等,莫不成為話題,饒有趣味。錢致楊的書信編入了《素書樓餘瀋》,楊致錢的書信呢?若不是我試探性地求助於素書樓基金會的秦照芬女士,這批信函還不知要束之高閣到何時。其實,早在一九八五年初,楊聯陞就有編輯二人通信集的想法,他在二月十六日致函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兼新亞院長)云:
……又檢出與賓四先生來往信,先生信六十餘封,弟信稿亦三四十封,共逾百封(多是論學者)。在臺北曾請示,得賓四先生允許發表,不知新亞有無興趣出版,鄙意至少有三分之二有學術價值。
可惜所輯尚不及百,楊信約三十封,錢信不到四十封,但能並於一書出版,可謂一了前輩心願吧。
此書最理想的作序者,當是余英時先生。惜我動此念時,他的身體已不太佳,也沒有回覆我的請求。即便這樣,我仍要對余先生表示感謝,他在晚年為我舅舅整理的《楊聯陞日記詩抄》作了校注。
最後要謝的是聯經及代表聯經與我聯繫、到北京來面晤的陳逸華先生。我為聯經提供的兩部書稿,若能在二○二四年順利出版,正是楊聯陞誕辰一百一十週年。先生在天之靈,聞知此事,當不「岑寂」(《國史探微》自序中用詞)也。
蔣力 謹識 二○二三年十月初於滬西守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