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手記
城市如何從疫情中變得更好
美國歷史學家William H. McNeill在其《瘟疫與人》一書中指出：「傳染病的出現早於人類，而且將會和人類共存……並成為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及決定因素之一」。
從歷史來看，西元前430年即有雅典瘟疫、西元165至180年間及211至266年間羅馬帝國有兩次瘟疫、西元541至544年有「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而1347至1352年的黑死病更造成歐洲兩千五百萬人死亡，佔當時歐洲人口的1／3以上，全世界死亡人數也超過七千五百萬。1665年歐洲的鼠疫，造成倫敦人口死亡六萬人，直到1666年9月2倫敦大火為止。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對疾病的致病原因雖有革命性的突破，但仍然無法避免新的大規模流行病情出現；1889至1892年期間的流感（俄國流感）導致全球超過一百萬人過世，1894年，香港的鼠疫傳播到世界各地，1918至1919年肆虐全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更奪去了全世界上兩千萬至五千萬人的生命，因為死亡病例多為20至40歲之間的男性，開啟了女性步入就業市場的大門，也促進了公共衛生醫學的國際合作。
近一年多來，隨著新冠肺炎的肆虐，城市生活正面臨封城、封區的打擊，雖然疫苗接種如火如荼的進行，到目前為止，仍看不到疫情的終點；若是疫情成為一種新常態，往後的城市生活會是如何？大家還願意回到辦公室上班嗎？人們是離城居住，朝「收縮城市」、「逆城市化」發展，以個人快速公交和無人駕駛、遠端工作，將人口分散以抑制病毒傳播？或是因為人口減少，城市能夠提供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工資，讓人口在疫情後反而願意回到城市居住？城市能夠像過去面對災難時那樣，找到自我調整的方法嗎？
城市提供眾多的工作、商品、服務和娛樂機會，因人口聚集，一直是傳染病的中心，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城市計畫，反省功能與土地利用導向城市規劃之不足，以開放、透明、協作的態度，與時俱進的技術、理念，更合理的規劃方式和城市管理策略來做因應，以預防下一次流行病的發生。從前瘟疫的產生促進了1848年英國制訂《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規劃了城市空間的架構，制定明確的策略，來營造健康安全的城市公共衛生環境。時至今日，我們面臨比歷史上更加複雜的環境和問題，需要更有效的治理、更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公共衛生體系，尤其是跨學科的整合，例如哈佛大學就推出了城市規劃碩士（MUP）和公共衛生碩士（MPH）聯合學位，鼓勵整合創新和破框思考，預測複雜的城市變化，設計更健康的社區以供人們居住。
面對瘟疫，政府機關與各種專業規劃公司紛紛提出各種應變方案，與未來城市規劃的策略，值得我們關注；而我們也必須重新定義高密度的健康宜居環境，保護自然生態的平衡，讓「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城市公共衛生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同時，重大疫病如同人類文明史的照妖鏡，照映出社會存在已久的族群、階級矛盾，我們也要避免集體恐懼形成的社會潛存之政治、族群與文化衝突。
本期紙上建築競圖評審Francine Houben所訂的主題：「住宅的未來─在大流感來臨之前與之後」，可說早在疫情之初，她即認知到這個疫情將會攪得全球天翻地覆；到目前為止，即使疫苗研發成功，大家也認知到似乎必須認真地考慮與它共存之道，思考做城市願景式的規劃。本期同時刊出基隆的城市論壇，將眼光定睛於都市設計，並吸取多個他國的經驗，這是值得稱許的前進之路。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疫情總是一次比一次凶猛，但經驗也告訴我們，若是學到教訓，城市可以復蘇，還會變得較疫情發生前更好。
總監 黃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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