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社會投資:總統與人民的契約
五二○進入倒數,《天下》新政府挑戰系列也進入最終回——焦慮中產。
根據OECD定義,過去二十年,台灣中產階級的人數並未減少。問題在這群不老、不窮、不殘的社會中堅,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慮。反映在選票上,本次大選,對兩大黨大感不滿,投給第三黨候選人比例接近三成,創史上新高。
家中均有幼兒的主編鄭閔聲與主筆盧沛樺,花很長時間不斷辯證,歸納出「買不起房、怨入錯行、怕孩子更辛苦」三大焦慮。
台灣中產的剝奪感,來自世代間財富懸殊,以五十歲為界,往上財富佔比穩定增加,往下則萎縮。差異關鍵在有沒有買到房地產。(見80頁)
怨入錯行,則反映出愈來愈嚴重的行業傾斜。調高最低工資,的確大幅改善了底層勞工的生活,卻無法解決中產困境。行業薪資引導人才流向,也引導教學。人本思想強調「適才適所」、「多元價值」,但如今全台第一志願高中文組班愈來愈少。這一代無法改行,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
問題盤根錯節,讓中產階級有「讓人安心的公共服務」是有效解方。問題在,台灣租稅負擔率(稅收佔GDP比例)只有丹麥四成,甚至低於新加坡。錢從哪裡來?這是朝野,不分黨派的共業。(見89頁)
事實上,連續三期的系列報導,不論是健康支出佔GDP比例,應從六.八%拉到八%,鋼鐵、水泥等關鍵傳產急需綠能轉型基金,到本期都凸顯台灣財源不足,公共投資偏低的困境,這其實對弱者、弱勢產業、中產階級極為不利。
跟製造業佔比、人口老化和少子化、民主進程,與台灣最像的韓國相比,韓國租稅負擔率高達二九.九%,台灣只有一九.一 %。朝野政黨、中央與地方,打著體貼受薪階級,各項零零碎碎的所得稅扣抵,其實都只是一吹即散的糖粉,沒有解決問題。
「社會投資其實是一個社會契約,」二○一九年到丹麥採訪,曾任聯合國主席,在政壇輩分極高的丹麥前財政部長呂克托夫特對我說,丹麥人不是道德特別高尚,而是相信「當他們需要時,這些稅會花在他們可以享受得到的公共服務上。」(見96頁)
這是領導人跟人民簽的契約,不只這一代,還有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