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見證——對真實的追求
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是文學與見證，如果說文學是人生存的見證，在座的想必都不會反對。而真實與否，對作為人之生存的見證的文學來說，是一個起碼的判斷，想必大家也都會贊同。在文學面前，除了真實，沒有甚麼能令它屈從，在這個自由精神的園地，作家也祇接受一個指令，那就是對真實的追求。其實，真實從來就是文學最基本的價值判斷，如果這超越現實功利的文學居然還有其價值，還值得人為之受苦，還值得寫下去的話。

然而，這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政治對文學的干預與封殺，在人類歷史上卻是罕見的。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擾，更前所未有，不是把文學變為政治宣傳品，就是拿文學來為政治鬥爭服務。文學革命和革命的文學並沒有造出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卻弄得文學喪失本性，鼓吹暴力，並訴諸語言的暴力，把這本是自由精神的園地也變成戰場。

這種從政的介入文學，曾經一度弄得鋪天蓋地，這在西方與東方都如此。文學批評也首先是政治判斷，作家被貼上標籤，非左即右，不是進步就是保守。要是在極權制度下，更有甚者，不愛國便賣國，不革命便反革命，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沒有政治態度也是政治，連沉默也成了對抗，不許可沒有政治態度，不許可脫離政治，就這麼霸道。

文學要超越政治的干擾，回到對人及其生存困境的見證，首先要脫離意識形態。沒有主義，回到個人，回到用作家個人的眼睛看世界，訴諸自己真切的感受，而非人民的代言，也因為每一個統治者或競選者都以這同樣的名義說話。

一個不從政的作家，當然也別標榜為社會正義的化身，且不說這抽象的社會正義還不知在哪裡，這種誇張聽來總不免虛假。

作家同樣也不是道德的化身，在未修成聖人之前，何以能以道德的完善來訓導世人？
作家當然也不是法官，再說，這也並非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雖然想當法官的大有人在。

作家不如回到既無特權又無權力的一個原罪在身的普通人，這也是他最恰當的身分，寫出他對人世的觀察，倒更為實在。

然而，剛剛過去的這個世紀，許多知識菁英都發了瘋，彷彿上帝一死，便都成了救世主，不是要把這陳舊的世界打個稀巴爛，便是要建立一個嶄新的烏托邦。自然也有跟著發瘋的作家。知識分子並不因為擁有知識，就一定能免除瘋病，瘋狂其實也潛伏在每一個人心中，這自我一旦失控，便導致癲狂。

也沒有人能免除自戀，對自戀的控制還得建立在對自我的觀察上。擁有某些知識，甚至很有學問，卻不一定具有反省的能力，暴君和狂人往往智商並不低。人的不幸，並不總來自外在的壓迫，有時也出自自身的弱點。自我無節制的膨脹，造成對人世的觀察的障礙而判斷失誤，更何況也還能導致個人的毀滅。

世界並不從自我開始，也不以某一個人為終結。把前人一一打倒，把文化遺產一概剷除，這種顛覆也不僅僅出於弒父情結，同不斷革命的這種意識形態連繫在一起，就不祇是內心的衝動，而是鬧了一個世紀的一種傳染病，給世界也帶來災難。

作家在觀察大千世界的同時，如果也能觀省自我，通過對自我的觀省再反觀他人，所達到的洞察力，會遠遠超過對事實的客觀描述。

作家所以不滿足於對真人真事純客觀的報導而訴諸文學，也因為通過文學的手段可以達到對人世更深刻的了解，那怕這種觀察出自於作家個人，有其局限。這種主觀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記載的卻是人真實的感受。

作家不如回到觀察者的身分，以一雙冷靜的眼睛看這人生百態，倘也能同樣清醒內省自己，便多少得以自在，從這觀省中得趣，而不妄圖去改造這個世界。再說，人連自己都改造不了，更何況改造他人。這樣的文學也就不負有甚麼使命，而恰恰是沒有承擔的文學才可能貼近真實，不去製造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