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治療師跟我先嘗試用氧氣面罩供氧。我們把荷蘭佬的下顎和臉頰抬高，讓他的臉部緊貼著面罩，以免氧氣逸出。然而他的喉嚨腫脹，阻塞了氣管，我們送入的每一口氧氣只不過吹鼓了他的臉頰，且使得面罩脫離我們的掌握。我回頭瞄了一下，看到荷蘭佬的心跳又減慢了，現在是一分鐘四十五跳。
　　荷蘭佬正在窒息。
　　「呼吸管！」我喊道，一邊望進荷蘭佬的嘴巴。氣道本應是個黑暗腔道，但這會兒我看到粉紅色的浮腫組織。我兩度試圖將呼吸管強制插進荷蘭佬的喉嚨，都告失敗。第二次嘗試後，我發現荷蘭佬的脈搏掉得更低了，現在只剩三十。護士正在注射阿托平，試圖逆轉減緩的心臟節律，但我們都知道：缺乏氧氣的話，做什麼都是徒勞。

　　在醫院中有某些時刻，時間彷彿停頓了。每一秒鐘都拉得很長，所有動作都緩慢得有如夢境，好像它們在發生的當下反覆重播。當事件在你這觀察者暨參與者眼前發生，你發現自己並不會依循過去學到的合理且慎重的思維做出反應，反倒像是「天性」——而非某位教授——早已將反應動作刻畫在你的神經元中。在這些面對生死存亡的時刻，過去照顧病患的經驗所獲取的精華，好似全都湧現在腦袋表面；而你發現自己做這些事，感覺就像大部分的原始反應一樣自然。

　　盯著荷蘭佬直直落的心跳與腫脹的頸部，我明白過來：他需要環狀甲狀軟骨膜切開術，在喉結下方開個一吋的切口，插入呼吸管。我要了優碘、解剖刀和一把無菌手術鉗。在這之前，我只做過一次環狀甲狀軟骨膜切開術——在實習醫師訓練前那一週的高級心臟救命術課程，拿豬隻練習的——但此刻，我表現得好像這項手術的標準程序早就嵌入我的基因。我將優碘倒在荷蘭佬的頸部，棕色的液體濺得滿床都是，還噴到我的刷手衣。我摸到喉結下方那塊平坦之處，劃下刀子。我把鈍頭手術鉗推向喉嚨後方，將它刺入氣道，張開不鏽鋼製的鉗口，撐開一個足以放進呼吸管的洞。我將呼吸管插進荷蘭佬的喉嚨，向下推入逐漸衰敗的肺部。

　　我們敲擊荷蘭佬的胸部，輸注藥物，並施予足量的焦耳能量電擊他的身體；接觸電擊板的部位留下了橢圓形燒傷痕跡。由於我們持續而規律地壓迫他的胸部，他毫無生氣的軀體在床上不斷滑動；每當我們施以電擊，他的雙臂、雙腿就像被摔來摔去的破布娃娃般擺動著。呼吸管發揮作用，他當時的血氧濃度可能比我自己還要好，但我們終究晚了一步。他的心臟無法恢復搏動。
　　四十五分鐘後，我宣布荷蘭佬死亡。
　　宣布死亡後過了十分鐘，資深住院醫師趕到了。「喔，狗屎！」他一瞧見荷蘭佬的屍體便低聲咒罵。我跟著他進入荷蘭佬的病房，但是他並不理會我，自個兒翻找起那些散在床上的心電圖紀錄與掉得滿地的檢驗室數據。「到底發生了什麼鬼事？」他問道，眼睛不是看著我，而是看著荷蘭佬的屍體。我把急救過程告訴他，他將剛剛拿起的紙片丟到地上。

　　「該死，葆琳。你應該救久一點，至少一個小時。我才不管他的心臟是不是救了四十五分鐘還沒辦法跳！」
　　我感覺自己的心沉到地上。
　　「這下好了，我們必須在討論會上呈報這個傢伙，對他為什麼死提出一些解釋。」他走向電話準備打給主治醫師，口中念念有詞：「狗屎……」
　　忽然間，他停下腳步看著我。「不，葆琳，我不會去報這個病例，」他說。「由你去報。」
　　我聽著他跟主治醫師通電話，接著又回去看荷蘭佬。護士正在清除注射針與血跡，準備將遺體送往停屍間。荷蘭佬看起來冰冷蒼白，呼吸管從我切開頸部的地方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