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的文明固然能夠擁有穩定性，卻缺乏對變動的適應能力。這樣無法「自我改變」的文明當然是危險的。

長期觀察雁鵝的諾貝爾獎得主勞倫茲曾有個很有趣的觀察：
他發現由於母雁鵝喜歡色彩豔麗、翅膀肥厚的「肌肉男」型公雁鵝，同種競爭的結果，一代一代的公雁鵝變得色彩越豔麗，翅膀也越肥厚。不幸的是，鮮豔的色彩使得雁鵝更容易暴露，肥厚的翅膀更減緩飛翔的速度。這一切「同種競爭」的優勢正好是「自然競爭」的劣勢。於是，一代一代下來，雁鵝在大自然中，瀕臨了滅亡壓力。

就某個程度而言，這些「肌肉男」型的公雁鵝，像是順應社會主流的「乖」孩子，也得到了一定的回報。但雁鵝自己很難理解到，牠們同種競爭優勢，反而更加速了牠們被淘汰的速度。

這樣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順服主流，並且取得領先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主流的標準，是不是大自然生存競爭的標準。

因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才會說：「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用東方的標準來說，一個亞里斯多德這樣愛「真理」更勝過愛「老師」的學生當然不乖。
但真理為什麼比老師重要？

答案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愛老師是「倫理」法則的話，愛真理卻是更高層次「生存」法則。對一個群體來說，當然沒有比「生存」更加迫切的法則了。
也許有人要問：「倫理法則難道不重要嗎？」或者：「尊師重道難道不是好事嗎？」

倫理法則固然重要。但是沒有人規定「倫理」法則一定要跟「真理」法則牴觸啊。就以我過去從事的醫學研究來說好了，大部分的研究人員窮盡一生努力，就是為了找出證據，推翻前人或長輩的說法。這樣的推翻被稱為「創新」。科學的倫理就是以創新為核心基礎。

在這樣的科學倫理之下，有了這種「青出於藍、更甚於藍」的學生，通常老師是很有面子的。創新的學生不但不會被社會稱為「不肖」、「忤逆」，他的研究、論文，很多時候也成了老師的研究最佳的砥礪。我在醫學界的研究如果推翻了我老師的看法，他不但不會生氣或把我逐出師門，反而會因為「名師出高徒」而感到沾沾自喜。不但如此，這樣的文化也激勵了老師再接再厲，有了必須推翻學生研究的壓力，這種師徒競爭的熱鬧場面與佳話在西方的科學界是屢見不鮮的。

在這樣以「真理」為最高標準的氛圍裡，形成了一種視「不乖」為理所當然的科學倫理。不像「乖」文明像不可逾越的一攤死水，「不乖」文明擁有能隨著時間「改變」的變革能力。在這樣的制度裡，儘管子不必肖父，徒不必肖師，但創新卻可以隨著時代需求不斷繁衍、累積。

乖或不乖的結果與過程
或許有人認為，「不乖」固然創新，可是失敗的機會很高。就算老師說的不一定對，但相對之下，至少錯的機會少些吧。假設老師只對百分之七十，那麼乖也還是比不乖成功的機率大一點吧？

在我看來，這不是對或錯的機率高的問題。

我再說個故事。
從前我家小朋友從家裡到小學走路不遠，雖然路程只有一、二十分鐘左右，但為了安全考量，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們還是讓他每天坐校車上下學。就這樣一直到了三年級的某一天，校車司機生病請假了。我們心想反正從學校到家裡只有四、五條街的距離，就讓他自己走路回家算了。

這本來應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沒想到一趟原本應該是一、二十分鐘的「旅程」，小朋友整整走了兩個小時才回到家。急得我們到處找他，只差沒報警了。

媽媽當然很生氣，覺得小朋友怎麼老是做出讓父母親擔心的事情，少不了一頓耳提面命。不過我關心的倒是這趟旅程他到底怎麼走，走了兩個小時？
吃過晚飯之後，我決定帶著小朋友重新溫習一遍他的回家之路。我們父子就這樣拿著地圖，在學校附近又繞了一、兩個小時，重新對照、印證每個可能的選擇，小朋友終於把從家裡到學校的路完全弄明白了。

我們從校門口出發，用小孩邏輯重新走過一次，我才發現這一趟旅程非同小可。儘管同樣的路程小朋友已經坐校車走過無數次了，但只要小朋友沒自己親自走過，對他而言就是陌生的路。到過別的城市自助旅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意思。要徹底認識一個城市，一定得自己拿著地圖，邊開車或邊走路，實際對照印證才行。如果只是搭乘遊覽車或別人的車，等到下次我們自己旅行時，到了同樣城市，其實還是搞不清楚東南西北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到一個十字路口，小朋友面臨了三個選擇。以五個街口的回家路途而言，就有三的五次方的選擇──換句話說，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他猜中並且幸運回到家裡的機率只有二四三分之一。光是這樣都已經很困難了，更何況，一旦在任何街口做錯選擇，之後他將面臨的是更多、更複雜的選擇──可見回家是一趟多麼艱鉅的旅程啊。

走完了這一趟多出來的意外之旅，我驀然發現，原來兩年多以來都能快速、準時到達學校的兒子，其實是沒有自己上學能力的。

兒子坐校車的經驗這讓我想起了所有國文、英文、數學……考高分的學生，就像我家小朋友每天能準時到校一樣──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力。有一天，當這些考高分的學生必須面對真實世界時，再高的分數、名校，能幫得上的忙恐怕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