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
我在一個沒有書籍的年代裡成長起來，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閱讀是如何開始的。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記憶，我發現，竟然有四個不同版本的故事講述了我最初的閱讀。

第一個版本是在我小學畢業那一年的暑假，應該是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來到了第七個年頭，我們習以為常的血腥武鬥和野蠻抄家過去幾年了，這些以革命的名義所進行的殘酷行動似乎也感到疲憊了，我生活的小鎮進入到了壓抑和窒息的安靜狀態裡，人們變得更加膽小和謹慎，廣播裡和報紙上仍然天天在大講階級鬥爭，可是我覺得自己很久沒有見到階級敵人了。

這時候我們小鎮的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我父親為我和哥哥弄來了一張借書證，讓我們在無聊的暑假裡有事可做，從那時起我開始喜歡閱讀小說了。當時的中國，文學作品幾乎都被稱之為毒草。外國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他們的作品是毒草；中國的巴金、老舍、沈從文他們的作品是毒草；由於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反目為敵，蘇聯時期的革命文學也成為了毒草。大量的藏書被視為毒草銷毀後，重新開放的圖書館裡沒有多少書籍，放在書架上的小說只有二十來種，都是國產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文學。我把這樣的作品通讀了一遍，《豔陽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書是《閃閃的紅星》和《礦山風雲》，原因很簡單，這兩本小說的主角都是孩子。
這樣的閱讀在我後來的生活裡沒有留下什麼痕跡，我沒有讀到情感，沒有讀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沒有讀到，讀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講述階級鬥爭。可是我竟然把每一部小說都認真讀完了，這是因為我當時的生活比這些小說還要枯燥乏味。中國有句成語叫飢不擇食，我當時的閱讀就是飢不擇食。只要是一部小說，只要後面還有句子，我就能一直讀下去。

二○○二年秋天我在德國柏林的時候，遇到兩位退休的漢學教授，說起了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國的大饑荒。這對夫妻教授講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當時他們兩人都在北京大學留學，丈夫因為家裡的急事先回國了，兩個月以後他收到妻子的信，妻子在信裡告訴他：不得了，中國學生把北京大學裡的樹葉吃光了。

就像飢餓的學生吃光了北京大學裡的樹葉那樣，我的閱讀吃光了我們小鎮圖書館裡比樹葉還要難吃的小說。

我記得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業。每次我和哥哥將讀完的小說送還回去的時候，她都要仔細檢查圖書是否有所損壞，確定完好無損後，才會收進去，再借給我們其他的小說。有一次她發現我們歸還的圖書封面上有一滴墨跡，她認為是我們損壞了圖書，我們申辯這滴墨跡早就存在了。她堅持認為是我們幹的，她說每一本書歸還回來的時候都認真檢查了，這麼明顯的墨跡她不可能沒有發現。我們和她爭吵起來，爭吵在當時屬於文鬥。我的哥哥是一名紅衛兵，文鬥對他來說不過癮，武鬥方顯其紅衛兵本色，他抓起書扔向她的臉，接著又揚手搧了她一記耳光。

然後我們一起去了小鎮派出所，她坐在那裡傷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無其事地在派出所裡走來走去。派出所的所長一邊好言好語安慰她，一邊訓斥我那自由散漫的哥哥，要他老實坐下，我哥哥坐了下來，很有派頭地架起了二郎腿。

這位所長是我父親的朋友，我曾經向他請教過如何打架，他當時打量著弱小的我，教了我一招，就是趁著對方沒有防備之時，迅速抬腳去踢他的睾丸。
我問他：「要是對方是個女的？」

他嚴肅地說：「男人不能和女人打架。」

我哥哥的紅衛兵武鬥行為讓我們失去了圖書館的借書證，我沒有什麼遺憾的，因為我已經將圖書館裡所有的小說都讀完了。問題是暑假還沒有結束，我閱讀的興趣已經起來了。我渴望閱讀，可是無書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