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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阿姨的故事

周阿姨的故事

  • 作者:周敏
  • 出版日期:2011/09/09
內容連載 頁數 1/3
再去重慶
十月十二日,行政院再遷到重慶。事實上,遷都重慶之事,早在何應欽時成立「中央各機關在渝辦公布置委員會」即已陸續進行。九月二日,我跟行政院秘書長賈景德一起坐飛機到重慶,負責保管重要物件,並跟他暫住在秘書長的官邸,而那八位幹部也各自住進其官邸。

賈景德,字煜如,號韜園,光緒六年(一八八○)生,山西沁水人,曾任銓敘部部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考試院副院長,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任行政院副院長。賈景德也是我祖父的朋友,因此我都叫他「賈爺爺」。

抵達當天的下午三時,重慶發生大火,將重慶市中心余家巷、東水門、朝天門、陝西街、千廝門一帶三十九條街道的民房,以及七所學校、十處機關公署、三十三家銀行錢莊、二十二所倉庫焚毀,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火延燒到第二天,及至第三天才能進入。

由於遷都來此的機關多在這個區域,而先到的軍公人員眾多,只得借住在學校或軍營,因此死的多是借住學校的基層公務員及其眷屬。大火過後,九月四日,我和叔叔周文鑾,以及為聯勤軍需處人員的周文壬等,一起進到火場,希望能找到也燒死在其中的叔公周于富夫婦的屍體,但是大家都被燒得焦黑,根本無法辨認。

火場裡還有一座監獄,只見被關在牢房中的犯人屍體手上還戴著手銬,也是一個個活活被燒死了。據統計,在重慶大火中罹難的,有戶口可查的為二五六八人,掩埋屍體二八七四具,至於隨水漂走和葬身火海,無屍可尋、化為灰燼的,就不知有多少了。我們這些人連哭都哭不出來,因為所見到的不是親人永別,而是煉獄般的悲傷。

雖然如此,之後仍陸陸續續有機關前來報到,所駐地點多為抗戰時原址,關防等重要物品仍存官邸,有機關報到就來領走。當時重慶的氣氛非常低迷,十一月十四日,下野的蔣公再次到了重慶,相當程度地激起了大家的信心。

六個月的逃命生活
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內政部調查局(簡稱內調局)副局長張益民跟我說,內調局派人到重慶做地下工作,為掩人耳目,他們約好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舞廳開會,要我也去參加。是晚,我準時於七時前往,由張益民主持,介紹川康滇調查處處長甘青山等二十四位同志。

甘青山,化名「張炳坤」,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生,湖南省澧縣人,為蔣經國在蘇聯中山大學時的同學。民國十七年,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以年前在砲兵學校野營軍訓結束時的幾句話,指控蔣經國組織反革命團體「江浙同鄉會」,而盧貽松、陳啟科、左權、尤赤、胡土傑、劉仁壽、郭景純、朱茂榛、周策、張師、甘青山等為其「重要成員」,雖然最後證明此為子虛烏有,不過,由此也可知甘青山與蔣經國的關係。

其回國後,任株萍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主任,民國二十七年調浙贛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主任,後調重慶軍統局。民國三十三年,蔣經國調重慶參與情治工作,因其對軍統局的情況甚為了解,乃以之為總聯絡人,勝利後被派到上海,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五日到臺灣。

介紹完,張益民即離開會場,我們則繼續開會。但到九時,突然槍聲大作,街上有好多人在喧譁,傳言蔣公已於八時三十分搭機離開,他要放棄重慶了,政府官員亦同,全城因此大亂。舞廳裡,樂隊停了,客人也不跳舞了,大家都很驚慌,急著趕回家收拾行李準備逃命。這「傳言」雖不中,亦不遠矣!蔣公的確已經去白市驛機場了,但因為塞車,至午夜始達機場,當夜即睡在中美號專機裡,並於翌日飛往成都。

就在這時,甘青山接到電報,大概是局裡來的吧!要他們到成都去,並要他先跟我回官邸。他即叫另外二十三位同志自行到成都,約定在四川省政府門口集合。我與甘青山馬上趕回去,到官邸時,所有人都已經搭機去臺灣了。這讓我好生難過,早在兩天前,賈景德就已經知道政府要走了,卻沒告訴我,縱使不便洩漏,也可以在我出門時,叫我留在官邸,不要出去。但他沒有,竟然狠心把我丟下,沒有帶我走……。因此,當我逃到臺灣再見到他時,我也顧不得禮貌,劈頭就問他為什麼把我丟下。

賈景德對我說:「賈爺爺對不起妳!幸好妳出來了,不然,我不知道怎麼見妳爺爺。」那時大家都以為我回不來了,完全沒想到我會回來。

當時,賈景德留了一張紙條、一根十兩重的金條及五百銀元給我,紙條上寫說政府已放棄大陸,要我到川東挺進軍總指揮「范哈兒」范紹增處,請他派車護送我到成都,並要我將一箱「重要物品」在范莊埋下。

范莊原為范紹增的公館,在今市中區人民路254、256號,占地面積一‧五公頃,主樓在坡崁上,為中西式磚木結構三層,並有地下室,面寬二○‧八公尺,深十七‧四公尺。

至於是什麼「重要物品」呢?

外交部部長葉公超於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說:「遷台後,……有幾個部會沒有大印,急得找我葉公超,請我查檔案,找出他們原機關給外交部的公文。把這件有印的公文帶到台北市延平北路,請刻字的人照拓一個。」

又,民國三十九年一月,有立委質詢閻錫山有關渝、蓉撤退時,行政院所屬各部會遺失印信一事。閻錫山在立法院報告說:「本院所屬各部會遺失印信一事,姑且無論原因如何,要皆為政府之羞恥,其各別原因與處分經過如下:內政部於成都撤退時,被自願資遣人員及第一總隊第三大隊警察包圍總務人員,奪去新頒未啟用之部印一顆,已指令仍用舊印,未啟用之新印作廢。

「財政部印、國防部及參謀總長印,係攜抵昆明,以滇局突變,致淪落匪區,原負責保管印信人員免予置議。交通部印信由渝遷蓉時,係交由代理總務司長汪啟新、文書科科長陳家明親自攜帶,因聯絡中斷,未能攜出,已將該代理司長及科長分別免職。

「經濟部印信係交由主任秘書席新齋保管,由渝遷蓉,未能趕乘飛機,迄無消息,已將該主任秘書撤職。司法行政部印信,因在渝撤退倉卒,未能攜出,已將監印科員張大惠予以撤職。蒙藏委員會印信,因撤退倉卒,未及攜出,已將人事室主任田廷章記大過兩次,負責保管印信科員任暢和撤職。」

對此,蔣公亦於一月二十六日指示,「除國防部及參謀總長印,因攜抵昆明,以滇局突變,致遺落匪區,情有可原者外,應由主管人員負責,並由政府負責同志查明議處。」應該都猜到了!這「重要物品」就是行政院各部會的大印。當時行政院和財政部……等一大堆的關防、印信,全部集中交由賈景德保管,大概是走得太倉卒,未及攜出。

范紹增也是我父親的舊好。找到范紹增後,他派了兩部車和四名侍衛給我,送我和甘青山到成都,還給了我們一千銀元和一些糧食。我也跟甘青山一起將關防、印信等全部埋在范莊。

在車上,甘青山給了我一把手槍和兩盒子彈,要我留著防身用。雖然我曾受過射擊訓練,打過靶,但從沒有配槍。我把手槍和子彈放到皮包裡,心裡莫名地感到害怕,幸好後來並沒有機會開槍。

才離開重慶沒多久,其中一部車子就拋錨了。因此,甘青山留下一位侍衛開車,要他跟著我們到成都,讓其他三位回去。途中,只見民眾一路逃跑,當時就是亂,雖然並無戰事;到了成都,卻又一切平靜。

事實上,政府只有遷到重慶而已,根本未到成都去。十二月八日,總統府和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旋又率領主要內閣成員搭乘美齡號專機去臺灣;十二月十日,共軍第十八兵團逼近成都,蔣公也飛臺灣去了。

我和甘青山於十二月中到成都,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接見了我們,並告知第二天會有飛機從臺灣來接我們。我們即在四川省政府等待。隔天,的確有飛機飛到成都上空,但由於新津附近有共軍不停對空中射擊,以致飛機無法下降。

王陵基無可奈何,於是建議我們到郊區一間空的旅館先住下。他後來化裝潛逃,惟遭人密告,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六日在四川江安上船時,當場被解放軍逮捕,先後在重慶及北京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才獲赦,但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就病逝了。

到了郊區,我和甘青山果然找到那間空置的旅館,因為大家都逃難去了,很多地方都已經沒有人。這時,另外二十三位同志也已分別來到成都,甘青山召集大家在旅館開會,告訴他們必須靠我才能夠掩護大家,因為我不但會說四川話,又是湖北人,希望大家保護我,同心協力一起逃離成都。

在這二十三位同志中,有八位是已婚男性,另外十五位都還只是小女生。因為要一起行動,一定要有個夫妻、姊妹……等名義,甘青山即為大家串好各個組合,但嚴格規定不能有男女關係,又把局裡給的二千五百銀元及無數根小金條分給大家,而所有人也都把身上的錢拿出來平分,以免走散了沒錢可用。為了能夠集體行動,發揮生命共同體的精神,並且多少分散風險,在投宿旅館時,我們所有人只住兩個房間,女性睡內側、男性睡在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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