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限選擇的青春──中國大學生學什麼？（摘）

國家權力無所不在

二○○七年，筆者到北京某大學應徵教職，一如台灣的大學教師應徵程序，初步入圍的應徵者會有一場試講的機會。筆者在試講之後，聆聽的教師開始提問，其中，一位教師的提問令筆者印象深刻：「大陸存在嚴格的言論管制，大學雖然相對自由一些，不過管制還是存在，來自台灣的你能夠適應嗎？」其實這位教師的提問內容很長，這是筆者記得比較清楚的一句話。總結起來，與其說是對我的提問，倒不如說是向我提示言論管制下大學校園的苦悶狀態。

每次走在秋冬蕭瑟的校園，就感覺這是中國大學的氣氛。

無所不在的權力

在中國生活十二年的一些片斷，經常讓我想起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Foucault，一九二六∼八四）的《規訓與懲戒：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Prison，一九七五）。在《規訓與懲戒》中，最著名的舉例是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一八三二）所設計的全景監獄。這座圓形監獄的圓心正是監獄管理者，因為處於圓心，監獄管理者可以監視到所有犯人的狀況。傅柯的洞見在於他透過邊沁的全景監獄，指出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型權力，以及權力是分散在各個角落中的。每當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斷與微型權力擦撞時，都會感到中國這個國家機器的龐大與權力的細微。

邊沁的監獄設計是管理主義的極致。而在中國的生活中，從個人經驗到相關的社會事件，都能夠清楚地感受到管理主義的運作。在個人經驗中，檔案制度就是一個例子。十年前進入北大就讀之初，需要填寫一份個人資料表格，內容包括姓名、籍貫等，當時筆者以為僅是單純的學籍資料。未料，在畢業之際拿到一個檔案袋，裡面除了入學時填寫的基本資料外，還多了個人所屬系所對個人的生活狀況與表現的評語。這就是中國的檔案制度。個人所屬的單位會對個人進行評價，這是另一重中國式的組織與個人的關係。

檔案跟著人走，在求學階段，檔案就在所就讀的學校，畢業後開始工作，檔案就會移轉到工作單位。對中國人來說，檔案制度中單位對個人的評語是個祕密，沒有人知道裡面到底寫些什麼。筆者之所以會拿到自己的檔案袋，推測是因為當時台灣畢業生在中國工作的人有限，索性發回檔案，不過，學校還存有備份。

看到檔案中對自己的評價時，真是百感交集。從描述文字來看，填寫者對筆者有一定的了解，並非隨便寫寫了事。但到底是誰寫的？無從或者也無意去推測，因為那是人性幽暗的一面。當然，這裡可能存在社會價值的差異，筆者以為個人的生活狀況被觀察、填寫，是人性幽暗的一面；不過，對填寫者來說，也許他覺得個人原本就屬於組織，這是中國社會管理程式中理所當然的一環。

在中國社會中，管理主義無聲無息或者說「理所當然」地進入社會不同的領域。理所當然是指支持管理主義者通常會說：「不然怎麼維持秩序？」更可怕的是，這個想法會進入一般人的腦海中，並以為舉世皆然。當我告知中國師友，台灣沒有檔案制度時，有人非常吃驚：「那要如何知道某個人的背景？」在管理主義之下，每個人都成為不被管理者信任，可能破壞秩序且必須加以管制的個人。

在我造訪過的中國大學圖書館中，有一個共同的裝置：鐵櫃。隨身的背包必須放在鐵櫃中，進入閱覽室只能拿著兩、三本書或筆記本，乃至筆記型電腦。此舉或許是防止圖書館的書被竊，然而，這些圖書館一如台灣的大學圖書館，出入都裝有感應器。

此外，透過舉辦大型活動來帶動城市發展，已是這幾年中國一線城市發展的典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活動賽事舉辦之前的嚴密管制，有些並未隨賽事活動的結束而解嚴，例如，在北京乘坐地鐵猶如在機場搭飛機一般，必須將隨身物品放在安全檢查機器的輸送帶上受檢。

二○一一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舉辦，堪稱是管理主義的高峰。為了舉辦運動會，官方先是驅離八萬多名「高危險人群」（如有前科、長期滯留深圳、無正常職業等），其次，則是在反恐的名義下，布署了導彈「紅旗九」的防空導彈陣地。最有趣的是舉行開幕式的當晚，運動場附近的居民被要求不得「在家逗留」，只因運動場旁的住宅區與開幕式的貴賓席之間沒有屏障的安全考慮因素。居民有三種選擇：一是參加政府組織的活動，如到開幕式現場當觀眾；二是自行離家；三是如果不願意離家，政府會派出保安人員到家中「陪」居民度過這五個多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