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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會福利發展的理論觀點

前言
依英文社會工作辭典的定義,社會福利(SocialWelfare)是指「一種國家的方案、給付、服務體系,用來協助人民滿足其社會、經濟、教育與健康需求,此乃社會維持的基礎。」(Barker,1999)歐洲國家較少用社會福利政策(SocialWelfarePolicy)這個概念,通常用社會政策(SocialPolicy)來描述促進人類福祉(HumanWellbeing)的制度與研究(Dean,2006)來取代被窄化(甚至污名化)了的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簡單地說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集體策略」(Jansson,1984:6)。這個說法有早期英國社會政策學者提默思(Titmuss,1958)所定義的「審慎地設計集體的服務提供,滿足社會所認定的特定需求」的影子。顯然,理解社會福利政策的關鍵在於何謂集體的策略?社會福利政策不是個別的行動,而是透過政府的力量,經由特定的規則、管制、程序,以達成設定的目標。也就是政策是一種行動的明確歷程(GilbertandTerrell,2009),指出未來的行動方向。例如,我國的住宅政策,即透過住宅法來轉換社會政策的目標成為法律,再透過各級政府推動的方案規劃與執行,或補助、委託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辦理等,以實踐社會政策預期要滿足的社會需求。

進一步地,什麼是有待滿足的社會需求或社會問題?每個社會對社會問題的界定不同,發展中國家對貧窮的看法與工業民主國家不同。同一個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也會對相似的問題有不同的界定,例如,臺灣在1990年代以前不會把家庭暴力看作是社會問題,現在則不然。雖然如此,還是有一些人類共同認為應該解決的社會問題或該滿足的社會基本需求,例如,貧窮、不均、飢餓、失業、犯罪、無家可歸、失依、遺棄、缺乏照顧、人口販運、性交易、家庭暴力、家庭解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心理不健康、文盲、居住條件窳陋、衛生條件不良、疾病、環境污染等,一直都困擾著世界各國,只是程度差異而已。

針對上述的社會問題或社會基本需求,每個國家就依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條件,制訂了各種社會政策(AlcockandCraig,2009),例如,所得維持政策、就業政策、住宅政策、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家庭政策、性別平等政策、家庭暴力防治政策、健康照護政策、長期照顧政策等,這些都可以稱為是社會政策。但是在不同國家,有些不一定會被列入社會福利政策,例如,犯罪防治政策、教育政策、環保政策之於臺灣(林萬億,2010)。

既然社會福利是國家提供來滿足人民生存需求的方案,因此,社會福利是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產物,不同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就會有不同的社會福利界定。美國學者威林斯基與李彪克斯(WilenskyandLebeaux,1958),將社會福利界定為殘餘式與制度式兩種模型;英國的提默思(Titmuss,1958,1968,1974)以歐洲福利國家的發展為基礎,兼顧美國的經驗,將社會福利擴大為以下三組概念:殘餘式的(Residual)、工業成就模式的(IndustrialAchievementPerformance)、制度式的(Institutional)三組社會福利。這三組概念也就成為後來葉思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1990,1996,1999)分析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的基調。

北歐國家因其有強力的勞工政黨而發展出最普及、慷慨、平等、友善女性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SocialDemocraticWelfareState)。歐洲大陸國家則因其政治傳統、社會結構與保守性格,發展出以工業成就式的社會保險為主幹的歷史組合國家主義的福利國家(HistoricalDorporatist-StatistWelfareState)。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因其自由主義、新教倫理與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而發展出選擇式、殘補式的自由主義福利國家(LiberalWelfareState)(Esping-Andersen,1990)。南歐國家因其政治、宗教與文化特色,發展出片段、發展不全的拉丁圈(LatinRim)模式的福利國家(Leibfried,1993;Rhodes,1997)。中、東歐國家由於前蘇聯共產主義瓦解,出現的市場社會主義的後共產主義的組合主義福利國家模式(Deacon,1993)。亞洲的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則因其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優先,而發展出以家庭為中心、生產主義取向的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WelfareCapitalism)的東亞模式的福利國家(GoodmanandPeng,1996;Hollida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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