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在1990年代台灣的同志運動開展之時，《孽子》累積了更多的象徵意義。1995年，當時市長是陳水扁（後來成為2000年到2008年的台灣總統）的台北市政府宣布著手進行一項都市重劃方案，名為「首都核心區規劃歷史保存計畫」。透過歷史記憶的重新改寫，這個方案打算驅逐並代之以中央政府行政特區的威權氛圍（此氛圍乃在戒嚴法之下所形成的），藉此體現陳水扁的競選口號要將台北轉型成一個「希望、快樂」的「市民城市」。新公園的歷史位址因為在總統府旁邊而被納入規劃之中，但是新公園做為台灣最出名的男同志釣人地點的歷史重要性，卻完全沒有被寫進計畫所要拼湊的集體記憶之中。 為了抗議這種排他性的市政工程，一群以當時正在大學校園發展的女男同志社團學生為主體的運動者，以「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簡稱「同陣」）為名組織起來。令人深思的是，在這場政治抗爭的過程中，當性公民（sexual citizenship）的概念首次在台灣的公領域被喊出來時，《孽子》被部署成了一個接合的媒介（medium of articulation），而且被高度政治化。 《孽子》不只被宣示成為一部男同志歷史的書寫，其描寫1970年代以新公園為基地的男同性戀地下文化；它也成為一個身分認同的位址，其自我選擇命名「同志」來指稱一種同性戀意識的新模式。在一封叫做「同志尋找同志」的連署書裡，「同陣」特別引述小說裡的以下這一段話，藉由對1970年代「悲情」筆調的改寫，以突顯出1990年代台灣同性戀的社會困境：

在同志的王國裡，不再害怕白天，不再被迫隱形，因為這不再是一個不合法的國度：

我們擁有政府的資源合理分配，
我們擁有法律的充分保障，
我們被眾人承認和祝福，
我們被歷史尊重和書寫……

《孽子》的再度表意化（resignification）──從1980年代第一個處理同性戀壓迫問題及其文化特殊性的文本，到一個1990年代新興「同志」運動形塑政治認同的文本──指向了一個在當代台灣關於性身分打造的歷史與表意過程。在此，在這裡我們可以分別對白先勇的敘事本身、及其在同志運動裡所被賦予的新政治意涵，提出兩組關於認同形塑的問題。首先，白先勇的敘事所展演的「我們」是如何被建構的？假若這個社群／共同體總是「被想像出來的」，那麼在那個特定的社會裡，想像一個既「不合法」而且又不「被尊重」的社群到底意謂著什麼？ 進一步來說，在台灣法律從未明文禁止同性戀的情況下，這樣的禁制感從何而來？那個自貶自抑的羞恥感，是如何結構、並運作於本地文化？最後，如果說國族-國家本身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其在後殖民世界裡以異質而非同質時間被敘事化，那我們該如何定位這種與既定國族-國家的論述空間有所關聯的文化想像？

第二組提問在於，作為宣達同志主體的「我們」和《孽子》裡無以名之的「我們」到底有何歧異？這兩個「我們」的連結，在什麼程度上是建立在過去和現在全然的歷史斷裂，抑或是侷限的歷史連續體上？更進一步來問，想像同志公民權與當下性與社會秩序關係的重要關鍵是什麼？如果說採用「同志」這個新身分認同標識著一種對於同性戀壓迫過往的集體拒絕，那麼在什麼程度上，要求社會認可的呼聲卻無法挑戰那個原初生產並裁定了「我們」的既存社會常規？最後但尤其重要的是，做為被治理的「我們」如何在這樣的地理政治場域裡，重新想像描繪出一種進步的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