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來自死者之屋——論現代歐洲的記憶

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間，在遣送出境、入獄、擺樣子審判、「正常化」的陸續摧殘下，蘇聯集團內的幾乎每個人，若不是自己遭到損失，就是成為帶給他人損失的共犯。公寓大樓、商店和從已故猶太人或遭驅逐出境德裔那兒侵吞的其他資產，大多在幾年後被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重被沒收——結果是一九八九年後，賠償過去損失這問題陷入該從何時開始賠起的無解麻煩。共黨掌權時人民的損失該予以賠償？如果決定賠償，該賠給誰？賠給一九四五年戰後開始擁有資產，卻在幾年後失去該資產者？或該賠給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間被侵占或偷走的那些產業、公寓的原始所有人的繼承人？時間要抓哪一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每個年份都牽扯到道德先例和可能在政治上引發軒然大波的國家合法性或族群合法性的定義問題。

然後還有共產主義自己內部歷史所特有的兩難問題。請俄羅斯派兵摧毀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或鎮壓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那些人，該因為這些罪行而被傳訊嗎？一九八九年革命剛完成時，許多人認為該這麼做。但他們的受害者裡，有一些是前共黨領袖。誰有資格得到後人的關注：被剝奪資產的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無名小農，或將他們逐出家園、但幾年後自己也受害的共黨黨工？哪些受害者——哪些記憶——該先得到照顧？該讓誰講話？

因此，隨著共產主義垮台，湧來滾滾的痛苦回憶。針對該如何處置秘密警察檔案的熱烈爭辯，只是這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見第二十一章）。真正的問題在於想藉由顛倒對共產主義的記憶來壓下那記憶的衝動。原是官方捧為真理的東西，這時遭到徹底的唾棄——可以說是被官方定調為虛假不實的東西。但這種打破禁忌的行為，本身有其風險。一九八九年前，每個反共者都被抹黑為「法西斯主義者」。但如果「反法西斯主義」原只是共產黨的另一個謊言，那麼這時候人們就不由得想以事後的同情，乃至贊同，看待此前所有遭抹黑的反共者，包括法西斯主義者。一九三○年代的民族主義作家鹹魚翻身。有些國家的後共產主義國會通過動議，讚許羅馬尼亞的安東涅斯古陸軍元帥（Marshal Antonescu）或巴爾幹、中歐境內的同類人物。他們在不久之前還被痛斥為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與納粹合作者，此後地位提升，他們戰時的英勇行徑受到推崇（羅馬尼亞國會甚至為安東涅斯古默哀一分鐘）。

還有一些禁忌跟著遭唾棄的反法西斯言論一起倒下。紅軍與蘇聯的角色，這時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予以探討。甫獲解放的波羅的海三小國，要求莫斯科承認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定不合法，承認史達林片面破壞他們的獨立地位。一九九五年四月，波蘭人終於得到俄羅斯承認，在卡廷森林遇害的兩萬三千名波蘭軍官，其實是死於蘇聯人民內務委員部之手，而非死於納粹國防軍之手，然後波蘭人要求俄羅斯讓波蘭調查人員自由取閱俄羅斯的檔案資料。至二○○五年五月為止，這兩項要求似乎都不可能得到俄羅斯的默許，餘恨仍然未消。

但俄羅斯人也有自己的回憶。從衛星國的角度看，蘇聯版的晚近歷史明顯不合史實；但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它可信之處甚多。二次大戰是「偉大愛國戰爭」；蘇聯軍人和平民的死傷人數都居世界之冠；紅軍的確使東歐大片地區脫離了德國統治的魔掌；希特勒的戰敗帶給大部分蘇聯公民——和其他人——真正的滿意和寬慰。一九八九年後，俄羅斯境內許多人對於過去的兄弟之邦——一九四五年靠著蘇聯軍隊的犧牲而脫離德國魔掌的那些國家——不思感激的表現，著實大吃一驚。

但儘管如此，俄羅斯人的記憶分裂為兩半。這一分裂分出了兩個機構，兩個民間組織應運而生，以推銷具批判性但彼此觀點南轅北轍的俄國共產主義史敘述。「紀念碑」（Memorial）於一九八七年由自由派異議分子創立，以取得、公布蘇聯歷史真相為目標。該組織成員特別關注傷害人權之事，特別強調應承認過去的作為，以防止同樣的事重演。早兩年成立的「回憶」（Pamiat’），也致力於找回、推崇過去，但兩者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回憶」的創辦人，屬於反共異議分子，但遠遠談不上是自由派，他們想提供經過改善的俄羅斯史：不只拿掉蘇聯「謊言」的污染，還擺脫掉不屬俄羅斯傳統的其他影響，特別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影響。才幾年工夫，「回憶」就擴張勢力，進入民族主義政治領域，把俄羅斯遭忽視、「濫用」的歷史當武器來揮舞，藉以抵擋「世界主義」的挑戰和闖入者。

悲情政治——不管這些政治在細節上有多大差異，甚至彼此抵觸——構成前蘇聯核心地帶與前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間最後僅存的連結。對於國際社會貶低他們過去的苦難和損失，他們同感憤恨。前蘇聯勞改營的受害者怎麼辦？他們為何未受到像納粹壓迫的受害者、倖存者那樣的賠償和紀念？還有戰時受到納粹壓迫，戰後沒多久又受到共黨壓迫的數百萬人怎麼辦？為何西方如此視若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