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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觀念的變革從來是先由內因造成的,雖然這動因有時十分隱蔽。

文學作為文學,是由文學作品的流傳與接受而獲得生命。唐宋以前的文學,包括那些偉大作家的作品,固然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千古絕唱。白居易的詩歌據說平民老嫗都能背誦,佛教的寶卷的宣唱,產生了文學的新形式,贏得了低層廣大的聽眾,但那些詩人們的詩作,主要還是在士大夫之間傳播,文學的主流是朝廷、士大夫們專有的詩文,流傳於民間的作品不算很多。到了宋代,詞的興盛向民間有所靠攏,勾欄瓦舍的演唱、娛樂,不管怎麼說,使文學走向了市民與下層,接受面較為寬廣。元、明、清時期的戲曲演出日益增多、改用白話寫的小說得到長足的發展,使它們擁有眾多的普通百姓與識文斷字的市民。雖然詩文仍然被奉為文學的正宗,但它們同過去一樣,只限於在宮廷、官僚、文人中間流行。隨著城市的繁榮與變遷,小說、戲曲的數量日益增多,這些廣為流行的文學樣式,形成了足以與詩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學潮流而激動於民間。

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是互為依存的,它們都指向傳統文化中的保守、落後的一面。現代性的文化反思與批判,引起了審美現代性的演變,新的審美話語的產生,文學文體的新生,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早在1840年以前,有識見的中國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而轉向國運衰微和「衰世」的來臨,他們懷著一種憂國憂民的意識,奮力著述,痛陳社會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1840年之後,中國訂下了不少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喚醒了不少有識之士的自救圖強的願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們介紹並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聲光、電化、重學、開辦鐵路、發展礦務實業等,同時也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與西方文化的輸入,使得人們開始對世界整體局面有所瞭解和認識。各種社會勢力的鬥爭與權力的爭奪,發展到極其殘酷的地步。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講到: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賭也;還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始奮鬥;於是以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幟,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

這裡十分生動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覺悟的士大夫階層人物,見到外面世界的開化與進步後所持的清醒態度。開啟民智、救亡圖存那種深沉的憂患意識,正是中國近代這一階段現代性的主要內涵。19世紀末的維新派的文學革新運動所導致的文學觀念的更新,是由19世紀40年代前後詩文評的思想內在的變化所準備了的,文學自身的發展,已積聚了變革的深刻的動因,同時由於中西文化與文學的交流與碰撞,也就進一步促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文學觀念和文學深刻的變化。

在雜文學的時代,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們的政治主張常常包含了他們的文學觀念,他們的文學觀念也常常表達了他們的政治理念因素。龔自珍宣導的「尊情」說,表達了對家國不振的憂患之情。魏源則提出文外無道、文外無治、文外無學、文外無教,強調的是文與詩的治國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也說過:「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王韜廣泛接觸西學,改革之願望自然強烈,在文學方面,他反對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詩人面向殘破家園的憤鬱之情。他針對桐城派的詩文說:

「余不能詩,而詩亦不盡與古合;正惟不於古合,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見。」今之所謂詩人,「宗唐祧宋以為高,摹杜範韓以為能,而於己之性情無有也,是則雖多奚為?」嚴復接觸的西學面甚廣、甚深,熱望科學、民主,用西學實用的目光,反對八股,痛陳弊端,批判過去的文化、政教典籍。在1895年,直接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土學術的使用價值來說,「曰:無用」。在《詩廬說》中說:「詩者,兩間至無用之物也。饑者得之不可以為飽,寒者挾之不足以為溫,國之弱者不以詩強,世之亂者不以詩治。」「詩之所以獨貴者,非以其無所可用也耶?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對當時詞章的評價,極為激烈,認為詞章與經濟殊科,詞章不妨放達,故雖及蜃樓海市,恍惚迷離,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為至娛,而無暇外慕」,所以「非真無用也,凡此皆富強而後物富民康,以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但一旦賦予其「事功」,則「淫遁詖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矣。苟且粉飾,出乎其政,害於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學最尚詞章」。其「用」與「不用」之說,是很有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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