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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宿
吉伯特˙葛羅夫納撰文


被南非大使召見時,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即使如此,我還是低估了大使的怒氣。波塔大使(Pik Botha)氣得滿臉通紅,認為我們在1977年6月號的一篇報導對南非不公平,他非常不滿。在聽他發表長篇大論的同時,我注意到他桌上放著兩本雜誌,一本是備受尊崇的美國新聞週刊,另一本是有著熟悉黃色邊框的《國家地理》雜誌。新聞週刊直言不諱地痛斥了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我們的雜誌——至少對身為總編輯的我來說——則提供了客觀公正的平衡報導。找到機會插話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把怒氣發洩在我而不是另一本雜誌身上。波塔只是把《國家地理》雜誌拿起來,往桌上重重一摔,吼道:「因為大家相信你們寫的東西!」

在回到國家地理學會華盛頓總部的途中,方才的場景不停地在我腦海中重複上演。大家相信你們寫的東西。這位憤怒的大使指出了《國家地理》雜誌能在全球打出名氣、受到喜愛與敬重的最主要原因:國家地理學會與會員之間有著密切的情感連結,而這種連結與信任休戚相關。

這種情感自幼便深植在我的血脈之中。我可以說是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和《國家地理》雜誌一起長大。我的高祖父是加德納˙格林˙哈巴德(Gardiner Greene Hubbard),他在1888年召集一群任職於政府機構的專業人士,成立了一個以「增進與普及地理知識」為宗旨的學會。雖然他是學會的第一任總裁,回想起來,學會其實是一個受制於創辦人的組織,這不只是因為學會本身並沒有基金,也如一位仁兄稍後打趣所言,學會那艱澀難懂的期刊「只在已經具備知識的專家之間散播地理知識,並把其他人嚇跑。」

將這一切徹底改變的哈巴德的女婿,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哈巴德意外去世之後,亞歷山大˙葛拉漢˙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無法拒絕繼任總裁。儘管任期很短——貝爾亟於回去繼續研究四面體風箏、飛行器和水翼船,他仍然體認到,學會在沒有錢的情況下,必須以「普及」來做為「增進」的費用,需要藉著他所說的「將世界的種種囊括其中」的做法,讓《國家地理》雜誌吸引更廣大的群眾。而他的下一步,更是宛如神助。

他選中了學會當時第一位也是唯一個全職員工,一名正巧在追他的女兒愛喜的聰明年輕人。甫從安默思特學院畢業的吉伯特˙霍維˙葛羅夫納(Gilbert Hovey Grosvenor)不但接受了這份工作,娶了他的女兒,也將國家地理學會營造成一間分外成功的機構。葛羅夫納藉著兩個重點來達到這個目的:第一,他將照片化為《國家地理》雜誌的語彙,我們無與倫比的攝影遺產主要就是來自他的創舉;第二,他強調品質,刊出的文章必須正確、客觀、具有恆久價值與「宜人特質」。第二點是因為我祖父是位一本正經、循規蹈矩且溫文儒雅的紳士,儘管他眼中常常閃耀著一種頑皮的幽默感。

結果,在辦公室裡被稱為「GHG」的祖父,成功拓展了學會對探險發現的支持,贊助了許多知名的探險隊。最重要的是,他與學會成員建立了長久的情感連結,而且到他1954年退休之際,學會成員更從數千名增加至兩百萬名——而且這個會員資格的續訂率一直維持在90%,無論在當時或今日,都是讓任何出版商欽羨的成功典範。對GHG而言,高續訂率是會員滿意度的最重要指標——表示會員對於學會投下信任的一票。會員相信我們;他們認為自己是共同事業的一份子。然而在1957年,當家父梅爾維爾˙貝爾˙葛羅夫納(Melville Bell Grosvenor)成為學會總裁與總編輯時,學會發展卻瀕於停滯。GHG下台以後,手下大將約翰˙奧利維˙拉郭爾斯(John Oliver La Gorce)執掌學會三年,在這段期間,被學會成員暱稱為「MBG」的家父,只得耐心等待。在MBG終於上台以後,學會的活動突然暴增。當時的我甫從大學畢業,才剛進入學會,至今仍對那股興奮感印象深刻。MBG聘請了許多才華洋溢的年輕記者,像是比爾˙加瑞特(Bill Garrett)、湯姆˙艾柏克隆比(Tom Abercrombie)、鮑伯˙布里登(Bob Breeden)等,以及設計奇才豪爾˙佩恩(Howard Paine)。MBG暫時把「宜人特質」放一邊,而消息很快就在攝影記者之間傳了開來:現在,《國家地理》雜誌成了攝影記者該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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