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父母與羅根醫師當天在辦公室的討論，假使醫師把心律調節器視為一種選擇來討論，而非必需品，父親會如何回應？要是醫師當下就言明，電池蓄電力達十年，結果又如何？要是醫師曾和母親討論父親後續的照護事宜，或問父親是否覺得自己還活得有價值，母親又會有什麼回應？

我沒有答案。羅根醫師是心律問題的權威，但他不專長老人醫學、心理治療或家庭醫學科。他曾向我坦承，他從來不收醫療業務代表所送的禮物，他真心關照病患，他對父親所採取的治療方式也符合普遍認可的作法。

在父親的諸多健康問題中，他只不過是關注於其中一個可修補的病症。假使他不曾建議父親安裝心律調節器，父親的健康又出了問題，在當地我們甚至可以因他不符合「執業標準」反告他失職。羅根醫師所面對的是我的母親，一個知道該如何讓自己看起來不失顏面的妻子。

當時的父親已無法理解餐桌上的熱絡談話，更不用說和一個幾乎素昧平生的人談論自己的生死大事。從父母的角度來看，我這個遠在天邊的女兒同樣面對著自己的問題：辛苦工作只為生活，並小心翼翼與新對象進一步交往中，對方兩個即將成年的兒子在父親家向來隨意，因此偶爾關係緊張起來就需要好好談談。

母親既不是聽話的女人，也不是笨女人。她對心律調節器沒有太大興趣，她也很清楚，兩人向來信賴的內科醫師費爾斯醫師堅決反對安裝心律調節器。然而，她太急於讓父親脫離病痛，又不甚了解高科技醫學。她大半輩子幾乎全然相信醫生的建議，基本上也一直沒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