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懼和焦慮的雙重煎熬下，媽媽張皇失措，身處敵人占據的城市，遠離了納瑞夫卡的親人的庇護，她幾乎快要支撐不住。夜晚尤其難熬，在這短短幾個小時，她不能用做菜或照顧我們來打發時間，只能在床上輾轉反側，哭喊著：「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活下去啊？」我感覺到她在顫抖，決心要設法幫助她，減輕她的苦惱，讓她知道可以仰賴我。但我是她的么子，我的安慰恐怕不能帶給她多少信心，她終究要獨自承擔讓自己和孩子活下去的責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納粹下令猶太人不許再上學，剛聽到這個新禁令時，我還暗自歡慶自由了，哪一個十歲小孩會不喜歡少上幾天學呢？但這種心情並沒有持續很久，我立刻明白「自願不上學一兩天」和「永遠被禁止去上學」是兩碼子事，這是納粹企圖奪走我們每一樣有價值事物的另一個手段。

我開始跟大衛和佩絲薩一樣四處找工作，工作並不好找，因為有一大票猶太年輕人也同我們一樣。大衛勉強找到一個助手工作，幫一個水管工人提工具，處理雜七雜八的粗活。姐姐替人打掃屋子。我到一間汽水工廠外頭閒蕩，自告奮勇幫忙貼瓶子標籤，一天結束後，可以拿到一瓶汽水當作報酬。我把汽水帶回家跟大家分享。

有一天午後下工回家途中，眼尖的我看見毆打爸爸的其中一個蓋世太保，肯定就是他！不知道是著了什麼魔，我居然追上去，央求他告訴我，他把爸爸帶到哪裡去了。他凶巴巴的低頭瞪我，露出鄙夷的神態，好像我比他外套上的棉絨還不如。我當時要是聰明一點，就會擔心自己這條小命。但我不怕，也許是我的膽量打動了他，他告訴我爸爸在聖米歇爾監獄。我趕緊去找大衛，兩人飛奔到市中心那棟險惡的建築，果然沒錯，獄卒證實了爸爸被關在裡面。我們並未獲准見爸爸一面，但知道他還活著，讓我們又有了明確的目標，既然他撐了下來，我們也要撐下去。我和大衛幾乎天天到監獄報到，帶著媽媽用心準備包妥的食物。現在回想起來，那名蓋世太保就算隨口騙我，我也拿他沒轍，但他不知為何沒有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