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三年級時，一位同學對班上同學說：雙生仔本來姓劉，她爸爸是匪諜被槍斃的，她媽媽以前是個酒家女，」美虹在札記上這樣回憶著，「這番話是我懂事以來聽到最恐怖的話。」小學五年級開始，雙胞胎清楚意識到，自己經常被人指指點點，「講著不讓我們聽見的話，對我們使白眼，」美蜺說，在那樣一個「到處都在檢舉匪諜」的環境裡，她們無法質疑「匪諜」的定義，洗刷「匪諜」的汙名，也無從追索父親的思想與行動，他的抵抗與他的想望。內心唯一的支撐，只有養父的保證：「妳們的父親不是壞人。」以及祖母溫柔的叮嚀：「不管外面的人怎麼說，相信妳們的媽媽就好，不管別人怎麼看，愛妳們的媽媽就好。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母女三人的生活，在婚姻的框架中得到安定，然而，歧視與「懲罰」以流言的形式，滲入校園與街坊，構築人際障礙，持續施以傷害。「白色恐怖」無所不在，無以名狀。勉強倖存的政治犯親屬，就算勇敢而謙卑地活了下來，依舊要坐心理的牢。「我跟姊姊很敏感，從小自卑到大，」美蜺說，「我們沒有朋友。」受傷的女孩不喜歡上學，渴盼下一個學年趕快來到，至少，在新同學被流言汙染之前，她們還能享有一段乾淨的日子，一點純真的友誼。受傷的女孩不串門子，「別人的父母總會問，養父對我們好不好啊，」殘忍的好奇心不是關心，美虹寫道，「說真的，有時候有點恨父親為什麼要那樣死。」

另一則童年回憶：母親帶小姊妹回高雄探望祖母，順道拜訪父親的老朋友，心想，見到耀廷的女兒健康長大，朋友們會感到欣慰吧。不料，母女三人得到的回應，是近乎刻薄的冷淡。她們敏感地認識到，自己是不受歡迎的，椅子還沒坐熱便告辭了，才剛上路，母親就掉下眼淚。那是屈辱的淚水。回到臺南，成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小狗「美麗」熱情地撲上來，對她們又舔又親，沒有偏見，獻上全心全意的歡喜。母親說，「人類是殘忍、可怕的動物，狗卻是不會出賣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