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法國箴言作家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於一六六五年在他的《箴言集》（Maxims）中寫道：「只有能將劣質原始文件的缺陷展現的拷貝，才是好拷貝。」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藝評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也曾在一八五七年斬釘截鐵地說：「永遠都別買複製畫。」而且根據他這項警告，不買複製品不是因為這麼做等同欺騙，而是會自貶身價。再者，書面文件的拷貝也往往啟人疑慮。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一六九○年寫道：「一項文件紀錄經過公證的拷貝，儘管可以視為有效證物，拷貝的拷貝卻永遠無法充分佐證……不能做為呈堂證供。」大約在同時間，印刷業崛起導致「foul copy」一詞的出現，意思是「充滿訂正修改的草稿」。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還流行一句話，說一個人或一件物，是他人或他物的「pale copy」，也就是「劣質拷貝」。
 
工業化造成大量複印需求
 
不斷工業化造成的實際需求，無疑是這類態度在二十世紀出現逆轉的主因。無論怎麼說，辦公室文件的複製需求，開始非常迅速地成長。（或許，似乎讓人感到矛盾的是，這項成長與電話的崛起同時出現，但也許這種現象並不矛盾。一切證據顯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論使用什麼溝通工具，都不會僅僅因為已經完成溝通目的而打住，它總是會讓人覺得更需要溝通。）
 
一八九○年以後，打字機與複寫紙開始普及，滾筒油印也在一九○○年過後不久，成為辦公室的標準作業程序。迪克公司在一九○三年理直氣壯地表示：「沒有愛迪生油印機（Edison Mimeograph）的辦公室，不是設備齊全的辦公室。」美國的辦公室在這一年已經擁有約十五萬台油印機；這個數量到一九一○年可能突破二十萬，到一九四○年高達近五十萬。
 
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膠印機（offset printing press）問世，由於複製的產品比滾筒油印機精美得多，遂成功取代了油印機，成為大多數大型辦公室的標準裝備。不過，就像油印機一樣，膠印機在展開複製工作以前，也必須先製作一張特定主版頁（master page），而主版頁的製作不僅成本較高、也比較費時。也因此，唯有在需要製作相當數量拷貝的情況下，使用膠印機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