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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書節_角川
內容連載 頁數 7/8
巡迴新加坡的經驗,沖淡了「陽光」對當時風聲鶴唳的禁歌政策的時代感覺。吳幸夫說,「因為熱門合唱團的知名度比起歌星相對不高,在台灣,政府管得少,某些禁歌我們在新加坡就天天唱,那邊也不知道是禁歌。」

回國後,「陽光」在台北「中泰賓館」演出過一段時間。當時台北有三家知名西餐廳,「理查」、「七七」和「香港」。最為樂迷津津樂道的是,理查西餐廳曾把「雷蒙」、「陽光」、「電星」三個最熱門的熱門樂團同時請去,每個樂團表演一個鐘頭,形成三大樂團比拼的態勢,天天客滿的熱烈盛況,讓著名的香港樂團「羅文四步」一下飛機就趕往「理查」看表演。
 
熱門時代的結束
不久之後,吳盛智進入台視大樂隊擔任樂師,也繼續在音樂圈從事作曲、編曲,還創作出以母語客家話為主的流行歌曲專輯唱片;鼓手章永華回到台南的美軍俱樂部與吳道雄一同表演,後來也進了中視當起演員;未成名前的薛岳也曾在「陽光」晚期短暫擔任鼓手,直到1974年「陽光」真正各奔東西,大勢也走到了迪斯可逐漸盛行,舞廳放歌跳舞的舞場形式以及民歌西餐廳的流行,壓縮了樂團現場表演的空間,結束了一個「熱門」時代。

熱門年代結束之際,民歌運動也差不多於此時開始醞釀。與後來的民歌運動相較,「熱門音樂」或許少了些因主體性的覺醒而創作出音樂主題與內容,但「熱門音樂」的吸引力恰恰不在於音樂主題與內容,而在於其聲響與身體的解放。彼時戒嚴氣氛裡,熱門音樂所提供的或可視為一種威權體制下的社會隙縫,並且從中發展出一種不同於國台語流行音樂的場景,吸引了崇尚「現代」(但不同於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所形成的知識光譜)西方聲響的年輕人。而這些青年追求的小小聲響解放與愉悅,在當時常被指責為個人主義和放縱。在1968年《今天》畫刊的熱門音樂專題中,多篇文章都試圖為自己辯解:不是「太保太妹」、非「靡靡之音」、不是「洪水猛獸」……。從這點可以看出,當時美國流行文化在台灣的傳播──作為文化冷戰策略的一部分──台灣社會主流值價只是畏於美國的勢力而不得不忍受而非接受。但不可否認,熱門音樂的聲響仍提供了一種小小的解放的可能與想像──即使只是被限制的想像。至於更大規模的聲響與身體的解放,則要等到1990年之後才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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