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當一個人站立於前行的坦克面前，對抗的是強權，還是一個時代，抑或是自己？
 
我們之間相隔一塊玻璃，透明的，我可以仔細望向他臉上每一吋紋路。外面的世界隨上一個秋季更迭，當最後一片葉子由綠轉黃的時候，柏林圍牆已傾塌，捷克與斯洛伐克也和平如絲絨般分裂，渴望自由的人們拆除了集權高牆上的紅磚，一天一天，走向過往只能想像的自由。然而，我常常在想，或許外面的世界從來就沒有改變，寂寥荒漠的地面乾涸，龜裂為復原不了的痕，透過媒體畫面，我們得知的從來不是全貌，從來就只是聽說。聽說。聽說。我專注他面孔的情緒，多希望關於他現在的一切，也都只是聽說。
 
有一天，我刻意遺忘是哪一天，薛岳用一種帶有渾沌的濁白色聲音告訴我，他得了肝癌，腫瘤已發展至十二公分。十二公分啊，我愣了幾秒，緩慢意會後張大了嘴，那不是近乎一只藥瓶的高度嗎？意思是，薛岳可能會死。其實每個人都會死的，也隨時都會死。誰都是在兩個日期間度過一生——一天出生，另一天死亡——沒有人例外，這是上帝造物最公平的法則。但如此坦蕩的事實轉為日期的猜測時，我的世界像是被人按下暫停鍵，一時間所有氧氣全被抽離，我在消息的真空中窒息。
 
後來他進了醫院，當樹上最後一片葉子跌落地面時動了手術。後來他還是不顧眾人反對，跟著民風樂府再次到美國巡迴演唱民歌。我因忙於製作幻眼獨立的新專輯沒有跟去，但是聽陶姐轉述，他一路高燒，仍挺著虛弱的身體硬撐完成全程演出。再後來，他用更渾濁的白色告訴我，醫生說，他只有半年的時間了。今年春天的台北遍地開滿野百合，惡劣的環境依舊堅毅綻放，我閱讀報導，一邊想著薛岳，他也是朵野百合，否則他沒有辦法走到這裡，所以他肯定能繼續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