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相互作用循環的交會，一個大致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形塑出十七和十八世紀臺灣社會的演進過程。臺灣在此兩世紀間，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經濟及其國際連結的軌道中。東南沿岸經濟與人口的擴張與緊縮，交替地促進並減緩臺灣的貿易和移墾過程。從東南沿海貿易獲利的商業機會吸引日本人和歐洲人，但明朝卻企圖將外國勢力排除在外，迫使這些外國人只能利用臺灣的港口進行貿易。而明清易代與明朝的滅亡，也將戰爭難民及統治者們送到臺灣。清朝的軍隊及官僚最後終於將這個邊疆島嶼納入帝國版圖。政府接著介入處理漢人移民與平埔族群的互動關係，並在十八世紀期間監控臺灣逐漸轉變為中國農業社會的過程。

隨著清朝鞏固其統治而來的和平與繁榮，使得中國人口從1650年（順治七年）的1億5千萬人，增加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的2億7千萬人。要支撐這樣龐大規模的人口增長，需要擴張可耕地，及遍布全國各邊疆的大量人口遷移。區域間的移民與邊疆的開發因此成為清代社會史與中華帝國晚期的顯著特徵。在第一章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最為龐大複雜的前現代農業官僚國家中，中華帝國治理著遍布於次大陸的區域社會並徵收賦稅。十八世紀的人口與農業開發的擴張，也挑戰帝國對遙遠而增長中人口的控制能力以及財政需求。雖然有著驚人的人口增長，但十八世紀清廷卻（基於以下討論的理由）劇烈地限縮其文武官僚數目和經費的成長，並被迫將其有限的行政與軍事資源集中在幾個關鍵問題地區。此舉導致文武官員在人口與空間上的蓄意不平均分布。因此就戰略邊陲地區如臺灣而言，便出現國家力量遠大於其少數人口的不合理現象。對於臺灣地方社會史的細部研究，將可提供分析清廷如何面對邊疆人口與聚落擴張挑戰的重要個案。

因此若要了解清朝晚期如何處理漢人移民與臺灣平埔族群的互動關係，便不能忽視上述的宏觀政治經濟脈絡。而清朝晚期的財政限制，遠較其他因素更影響著邊疆地區吸納及土地權利的分配。中國在東亞軍事組織及技術上的優越性，使得征服新領土成為可能，但在軍事和行政上永久控制遙遠而荒涼區域所需要的高昂財政負擔，常使得納入版圖成為不受歡迎的選擇。所以當政府進行兼併某區域的戰略決策時，如何降低控制成本及增加地方稅收以減輕中央財政負擔，乃成為優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