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徵稅的高昂成本、難以管控稅務人員濫權，以及重稅所必然產生的反抗，中華帝國晚期常選擇維持低稅率並力求輕省。此舉需要減縮文武官僚規模以降低政府開支（可能只是因為軍備優先），而逐漸仰賴地方知識分子協助政府。上述考量結合儒家重農輕商的財政與統治理論，形成一個經費有限，其收入的四分之三均來自私有土地稅賦的政府。 因此為了收稅，地方政府必須將分配土地所有權及確定土地稅賦責任列為優先事項；而釐清地權及防止所有權糾紛，也成為降低地方控制成本的重要工作。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邊疆地區控制成本與土地收入的平衡，決定國家是否支持原住民的土地權益，還是傾向漢人農業擴張與新開發墾地的徵稅。以臺灣而言，清廷的經驗導致其致力於調和原住民地權的決定。

關於中國社會的歷史研究也鮮少對於財政考量在國家決策過程的重要性，給予應有重視。本書的重要論點之一，是清朝針對政策的執行成本與其稅收後果持續進行評估。財政考量雖不直接決定政策，但仍有其影響力。太多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析忽視此一帝國晚期行政的重要面向，例如典型的邊疆比較研究，均常落入南北或內陸沿海的靜態地理分類。本書所採取的論證，則是將清代的邊疆治理政策視為針對個別地區戰略重要性、控制成本與賦稅潛力的評估結果。基於此論點，邊疆區域的地理重要性，來自於其對上述評估所產生的影響，例如交通便利性對控制成本的效應，或者農業資源的潛在稅收等。外來威脅與重要歷史趨勢如人口增長及遷移，也使得上述評估內容隨著時間而改變。官員們因此提出新的行政措施做為回應，而國家也隨著調整或確認其政策。諸如是否應鼓勵還是限制移民等政策變動，主要是決策者對於戰略、控制成本及賦稅潛力的不同評估結果，而非因為他們的儒家道德意志在固定環境裡的強弱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