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
 
一、前言
 
自哥倫布開啟歐美新航路以來，歐洲世界對異族的想像逐漸納入領土占領、宗教改宗、經濟利益等思維。其中，對土著民族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描述，一般多為實施領土占領、建立殖民社會的前奏。此係藉由自許為導入文明至「蠻荒（wilderness）」領地，並將土著視為非「蠻」（barbarians）即「番」（savages）來合理化其作為。雖然日後孟德斯鳩（Montesquieu）透過階序化的差別分類與社會演化意涵角度，發展出分辨「蠻」與「番」的概念；前者為略具政治組織的草原游牧民族，後者為生活於林野中的採集或狩獵群居團體，以此來分辨文明化程度的差異；並以財產的私有化做為判定兩者差別的準則之一。不過，一般來說，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人，縱使在理性層次上傾向於以其對羅馬法的詮釋──即以私有財產概念的有無來判定對方是否為「文明人」，基本上仍存在著藉由諸如食人（cannibalism）、人祭（human sacrifice）、裸身等社會文化行為來辨別他者的「文明」與否。
 
十七世紀東渡來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即處於此異族印象論述形成的過程，作為其日後治理當地屬民的律法基石。當時，東印度公司面對臺灣島上的南島語族，係透過地方會議、村社首長、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及贌社等制度，達成所謂「荷蘭和平」（Pax Hollandica），逐步將南島語族置於其轄下，將臺灣拓展成其轄下第一個領地型殖民地，企圖在島上建立起如後世史家所說的地域型國家（territorial republic）。東印度公司在臺的政令依據，即涵括荷蘭人對當地風俗的掌握與理解。作為行政中心熱蘭遮城腹地的大員灣一帶，為臺灣長官與議會接觸較密集之處，針對當地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等社的討論，自公司領臺起即成為荷蘭人筆下的福爾摩沙人（Formosans）代表，其風俗習慣，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首要參照；不過，荷蘭人在臺灣不同地區的「南島語族經驗」，不盡然與行政中心大員灣一帶的經驗一樣。東印度公司在臺30餘年期間，隨著領地範圍的擴大，接觸的島上人群也愈來愈多，其官員對不同人群的「文明化」程度也有著不同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