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回應的是1980 年代出現以人為主的發展觀，認為發展的關鍵不是國家經濟結構，也不是國際體系的中心邊陲，而是個體是否得到自由發展能力（development as freedom）。因此這種能力取徑，特別強調發展計畫必須能解開窮人能力的束縛，透過在地社會組織自下而上形成益貧（pro-poor）發展。這樣的「能力取徑」識別出貧窮的多重挑戰，因此讓許多國際發展方案開始更重視醫療、教育等社會文化因素，進而發展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使主流發展機構的關注焦點從國家所得轉移至個體政策。
 
2.6 小結：相互呼應的國際發展思潮與指標
　　
各個國際發展的思潮，除了反映學術界的理論辯證流動，也反映在實務界的應用工具變化。為了具體量化不同地方的發展程度，以提供實務工作者做為參考，各個國際發展機構，在不同論述脈絡之下，研發出非常多樣的指標系統。雖然量化指標還是會有本身的侷限，但是對於實務工作者來說，一套普世性的指標工具，可以做為政府、國際機構、跨國企業、大型NGO 等的溝通基礎，具體衡量工作成效。
　　
早年的發展指標僅注重經濟面向，例如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或國民所得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用來衡量「最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這種以經濟為主的量化指標，也把發展窄化成為經濟發展，忽略犧牲社會和環境發展，因此也飽受批評，而各界也進一步探索如何把人類福祉、基本需求等概念納入指標中。1990 年聯合國發展署公告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就包含預期壽命、識字率、入學率等參數，於是可以觀察到部分中東油國雖有高所得，但在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問題較多，HDI 排行就拉低。然而，HDI 本身也忽略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以及性別差距，因此出現性別發展指數（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與人類貧窮指數（Human Poverty Index, HPI）等，以及因為全球治理、氣候變遷等議題興起，而研發出一些更多元面向的跨國指標，例如世界銀行的良善治理指標、倫敦智庫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的快樂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 HPI）、2010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包容性財富指數等，可詳見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