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下的禁書政策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受惠於日本對台灣的獨佔經營，得以順利接收台灣，並迅速掌控台灣經濟，用國家獨佔資本式接管，確立其政治統治基礎。但是，國民黨欲統治台灣，缺乏社會基礎，其社會威權的合理性受到挑戰，因而，除了以「槍桿子」建立其政治社會機制之外，它還必須掌握「筆桿子」來控制文化解釋權，以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同時透過教育體系及傳播媒體強力維護、宣揚一套正統的政治理念，用以強化鞏固政權的正統性。

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施行的「黨國威權體制」，是源於的革命性格，因為在中國的失敗經驗，又在「國共內戰」延續狀態之下所建立的政權。所以在台灣，國民黨一面透過發佈〈戒嚴令〉，讓國家的軍事與行政部門可以對媒體進行壓制；另一面則透過政黨部門組織，使政黨得以滲入媒體進行動員；更在掌控媒體之餘，獨厚的發展自己的媒體。

國民黨戰後在台灣進行「文化建構」的歷史，是延續它在中國時期的新聞管制及文化政策，採取主導與控制的策略。因為台灣具有日本殖民文化的印記，所以在進行中華文化重構過程中，便成為台灣人的原罪，出現所謂「台人奴化論述」—台灣文化等同於落後、不純潔、不進步的低等文化；台灣人等同於愚民或準日本人，不但對日本文化進行醜化，同時亦將台灣人低等化，把中華文化崇高化、優越化的文化論述，因此「擁抱祖國文化」成為全民運動。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開始實施〈戒嚴令〉，使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禁止一切社會活動，以確保台灣治安穩定，而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基地」。可以看到國民黨以戰時體制、戡亂時期等作為合理化藉口，頒佈法令規章及行政命令凍結憲法體制，限制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權與民主體制；藉此清除台灣內部在思想行動上對政府的反動，確立國民政府政權統治的合法性。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總致字第八十三號代電：根據〈戒嚴令〉制定〈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並隨電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