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著我大叫，「用力！」我聽話照做，終於把毛巾拉緊，讓他打了結。我們依樣畫葫蘆包紮了另一隻手腕――天啊，我們從頭到腳都沾滿了血，我的腳踩在地上都會滑。我們包紮好兩隻手腕後，我打電話報警。我要他離開，但他還是拒絕。我讓她的頭枕在我大腿上，抱著她。我開始哭，跟之前的驚叫哭喊不同，你知道嗎？我就只是流眼淚。鮑伯也在哭。他從我的臉看到珍妮的臉，來回好幾次，彷彿弄不清到底哪張臉讓他更痛苦。他摸摸珍妮的臉，然後看著我，沒有把頭撇開。他說：「妳聽好！她會撐過去的！妳聽到了嗎？她不會有事！」我們聽到警笛靠近。我又大叫著要他離開，我哀求他，可是他一直說，「不行！」但後來他終於懂了：我在乎的不是他的工作、他的妻子或他的名聲，當下我只在乎珍妮和我的家庭。警察到的時候，他不能在這兒。他站起身，繞過那灘血，哭得更厲害。他說：「我愛妳。」然後離開。
 
珍妮確實撐過去了。現在換我登場。
 
【我會把這場噩夢還給她】
 
我開始治療克拉瑪一家的整整十七個月前，尚恩‧羅根，這個退役軍人成為我的病人。諾里奇海軍健康中心的醫生將他轉診給我，後來向我索取珍妮‧克拉瑪病歷的就是這名醫生，她希望能協助她研究這項療法。尚恩回國後，她密切關注他這起病例，監督他的療程，然後任著負責這起病例的蠢蛋誤診他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兩者病徵確實類似，都包括焦慮、憂鬱、憤怒和自殺傾向。但是這位年輕人在戰場上施打了效果難以預測的新藥，目的是減緩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不是導致他發病。此外，沒有人花時間考量他過去的焦慮症，甚至連列入病歷都沒有。
 
大家常好奇美國的醫療體系是怎麼回事，為何落後其餘文明國家那麼多。有人怪罪法律、製藥公司，還有過於「迎合社會」的產業，或不夠「迎合社會」的產業。藉口，都是藉口。我不管你薪水多低，或工作多操勞，今天病患來到你面前，因為參戰少了一隻手臂，他不記得事發經過――說明白點，有人把那段記憶奪走了。現在他迷失在自己腦中，難道他不值得你花時間治療嗎？難道他不值得你好好記錄病史――我知道你在醫學院有學，住院醫生訓練期間也不斷練習，不是嗎？你沒有藉口，完全沒有。
 
醫生只問了尚恩一個問題：你或你的家人曾罹患任何精神疾病嗎？尚恩回答沒有。從未有人診斷或治療他的焦慮，他大概一輩子都以為自己「本來就是這樣」，直到他來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