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憤怒。不先岔題讓我坦白一下，故事繼續說下去也沒有意義。我很生氣尚恩‧羅根受了九個月的苦才轉診給我；我很氣珍妮‧克拉瑪接受那項療法後幾個月我沒有受雇觀察她。要是克拉瑪夫婦知道，接受過同樣藥物治療的人因此受苦，而且這座鎮上就有醫生在治療那個人，他們一定會更早來尋求我的協助。如果那樣，結果會如何呢？我可以告訴你：珍妮‧克拉瑪會好好研讀數學，而非研究自我了斷的方式；她不會拿刀片割破皮膚，劃進柔軟粉嫩的肌肉，再深入切開血管，直到血噴一地。
 
我說不上珍妮哪裡不對勁。成為精神科醫師這麼多年，我能說現在我只要看到就會知道嗎？既然這次坦白了，我也坦承吧，當時我極為困擾。明知情況有異，卻沒有去深究的立場，實在令人難以接受。我想知道為何沒有人治療她，我想知道為何她的表現與我預期不同。我想知道，為何我在她眼中看不到強暴的影子。不知道答案害我質疑自己和我的專業能力。得知事實時，我雖然很氣鎮上醫療人員的處置，但不能否認，我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的觀察沒有錯，而我非常樂於伸出援手。
 
珍妮還在住院時，夏綠蒂‧克拉瑪來見我。因為若沒有明確的治療計畫――固定的治療師和診療方案――馬柯維茲醫生拒絕讓珍妮出院，而夏綠蒂沒有立場反對。不管我們（包括湯姆和珍妮）如何怪罪她導致珍妮自殺未遂，她自責的程度都多上十倍。那個下午，她告訴帕森警探她找到女兒的情況，全身還沾滿女兒的血。雖然她成功隱瞞了鮑伯‧蘇利文的事，但我相信她表現出的悔恨並無虛假。
 
我和她坐在家屬休息室。一切彷彿似曾相識。我不敢相信這可憐的女孩又出事了。但克拉瑪太太這次很不一樣。我記得強暴發生那晚，她為了晚宴盛裝打扮，即使聽到消息，她依然很鎮定。湯姆‧克拉瑪就不一樣了，老天，他馬上就崩潰了，兩次都是，他立刻哭倒在地。這次，克拉瑪太太坐在沙發上，蹺著腿，非常淑女地盤起雙手――但她渾身發抖。我記得有看到她的右手擱在左手腕上，雙手擺在膝蓋，拚命想忍住不抖。我請她從頭到尾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她點點頭，很有禮貌地回了一句，「沒問題，警探先生。」我跟你說，在還沒找到那輛藍色喜美前我就跟這家人接觸好幾個月了，大概每隔幾個禮拜會連絡他們一次，跟他們報告調查的近況，也問問珍妮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