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明白，我的悔罪是違心的，明明無罪可悔。我所做的一切都未違憲。開槍殺人的不是我，而是政府，真正應該對「六．四」血案負刑事責任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包括那些士兵）。如果說對「六．四」血案我也應負一份責任，那也決不是刑事責任，而是良心責任，是道德上的自我懺悔。但，事實恰恰相反，我不但承擔了刑事責任，而且主動承認自己犯了刑事罪，自願地寫了《悔罪書》在監視居住證、拘留證、逮捕證上簽了字。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悔罪不是違心，而是真誠地說謊，為自我保存而向謊言、騙局和暴力低頭。不論我的內心怎麼想，行為本身最真實。我的悔罪行為就是對真實、對真理、對自我良心、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甚至強姦。在自我保存和堅守真實之間，我選擇了前者，拋棄了後者。
 
我也曾經堅持過、掙扎過，多少次威逼和誘惑我都挺過來了，但是到最後，我還是妥協了，1990年11月份我寫了《悔罪書》。奇怪的是，在決定寫悔罪書之前，內心的掙扎非常激烈、殘酷，而一旦決定寫《悔罪書》了，我反而平靜了、坦然了、理直氣壯了。對，就應該寫，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寶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鄧小平不也說過：「永不翻案」，結果還是翻了嗎？當時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寫的一段話更堅定了我的悔罪有理。
 
卡繆說：我還從未見過為本體論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經堅持過重要的科學真理，而一旦他窮困潦倒，就輕易地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做得對。為這個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大陽哪一個圍繞著另一個轉，從根本上講是無關緊要的。總而言之，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
 
既然為任何信仰、包括為科學的真理而死都不值得，那我還有什麼要堅守的呢？何況我還不是真心放棄自己的信念，只不過是走走形式，講究一點兒自我保存的策略而已。任何主義的價值都不會超過生命本身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