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四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市場迎來了另一次小恐慌，但一切仍在控制範圍之內。後續的四年，華爾街沒發生什麼大事，日復一日的風平浪靜，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你要了解，我這裡所說的都是華爾街的事；華爾街以外的世界，這段時間當然發生了很多事。
 
我離開華爾街沒多久，我想大概是隔天吧，股價便開始上漲——而且自此一路不停地上漲，中間偶有回檔，但幅度微乎其微。我想這跟我的離開應該沒有關係。
 
我從來沒再回去從事那個行業，但偶爾會以客戶的身分回到華爾街。你或許以為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如今我在華爾街走動時不會有薪水可領。其實不然，真正的差異在於華爾街對待我的態度。現在，當我在早上十一點半閒逛到某個經紀商辦公室時，不會再有主管發狂似的對我咆哮，說我又拖拉又愚笨——雖然這說法對於作為客戶的我來說也是貼切的。他們那精神抖擻又恭敬有禮的態度，已近乎阿諛奉承，尤其當他們從我的舉止之中觀察到我當天有意買進某支股票五十股的時候。
 
本書舊版中除了一處拼錯和一些不成熟的評論之外，可能招致批評的大概就是有關投資信託的那一章——這類投資工具當時確實就叫作投資信託。我好像帶著有點居高臨下的態度在評論他們。自從那些溫和的挖苦文字變成無可抹滅的印刷品之後，這些公司的身價便節節上漲。
 
投資信託公司的成長，比起同時期某些個股的投機性暴漲，更為意味深長。投資信託公司如今數量龐大，當中大部分屬「開放型」的投資公司，現在被稱為「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不太可能是客戶一時心血來潮而購買的東西。基金公司有一個辛勞工作的銷售團隊，他們推銷的範圍不僅限於熟知股票投資的沿海地區與大城市居民；實際上他們不斷開拓新疆域，尋找新客源。他們主動打電話給任何人，向他們介紹自家的投資產品，並且耐心解答問題。如果對方給予正面回應，他們便會繼續撥打；如果對方給予的是負面回應，他們也會繼續撥打。他們看來就跟保險推銷員無異。你大概還記得上一次找你的那個保險業務員——他一開始有點讓人不舒服，然後變得有些討人厭；最後，他就把保單推到你眼前了。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你會深情地看著你的保單，慶幸自己是個負責任的公民，更是個愛家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