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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狀況
 

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社會運動受到壓制後,動能轉向文學運動、發行文藝雜誌的前提下展開的。在三○年代前期,例如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有連帶關係的《南音》、日本內地留學生創刊的《福爾摩沙》、北台灣文學青年所創辦的《先發部隊》與《第一線》等,這些刊物雖然肩負著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使命,但其規模皆小,發行期間亦不長。然而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成立的「台灣文藝聯盟」,則已經發展為全島性規模的文藝團體,幾乎網羅全台作家,可視為台灣新文學運動邁入新階段。台灣文藝聯盟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創刊)沿著新文學運動的路線前進,以文學活動(日語與中文)取代了過去的社會運動,藉以提升「台灣意識」。但對編輯方針抱持不滿的楊逵,受到《台灣新聞》(台中)的拉攏,強烈抨擊台灣文藝聯盟。不久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另創《台灣新文學》,與《台灣文藝》形成對立的關係。楊逵在日本內地留學時深受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吸引,藉著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主要成員的經驗,提倡文藝大眾化,致力使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扎根台灣。
 
楊逵的小說〈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小說徵文的第二名(首獎從缺,因此他實際上是第一名),乃是最初在日本文壇受到好評的台灣作家,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以楊逵為開端,年輕作家們開始以內地文壇為目標。張文環、呂赫若、翁鬧、龍瑛宗等創作出色日語作品的台灣作家從此輩出。張文環的〈父之顏〉獲選為《中央公論》的佳作(一九三五年),呂赫若的〈牛車〉刊載於《文學評論》(一九三五年一月),翁鬧的〈戇爺〉則獲選為雜誌《文藝》的備選佳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四月,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更入選雜誌《改造》的徵文創作,並刊登於其上。上述這些台灣作家在日本文壇登場,象徵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興盛。而受到日本文壇的認可,同時也代表著在台灣島內將受到高度肯定。只是在台灣,日語作品的發表園地並不多,閱讀市場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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