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晚上在將軍的別墅享有足夠的隱私，白天裡卻幾乎談不上。我是將軍手下唯一住在他家的軍官、唯一單身的幹部，也是他最信賴的助手。早上，在我開車送他到距離不遠的辦公室以前，我們會共進早餐，在柚木餐桌的一頭分析戰報，他妻子則在另一頭照看四個教養良好的小孩，年紀分別為十八、十六、十四和十二歲，還有一個空位是為了在美國讀書的女兒留下。或許不是每個人都害怕死亡，將軍卻是明顯害怕。精瘦英挺的他是個沙場老將，曾經獲頒許多勳章，都是實至名歸。雖然被子彈與榴霰彈奪走三根指頭，如今只剩九隻手指與八隻腳趾，但只有家人與親信知道他左腳的狀況。他野心勃勃，幾乎什麼都阻擋不了他，只是很喜歡弄一瓶上等的勃艮地紅酒，找幾個不至於笨到在酒裡加冰塊的同伴一起享用。他依序是個美食主義者與基督徒，是個相信美食與上帝、相信妻子與兒女、相信法國人與美國人的信徒。在他看來，法美人士為我們提供的指導協助，遠多於其他那些以妖言魅惑我們北方友邦與幾個南方友邦的邪惡外國人士，諸如馬克思、列寧與毛主席等。其實他從未拜讀過這些哲人的著作！身為副官兼低階情報官的我，職責就是為他準備關於《共產黨宣言》或《毛語錄》之類的小抄，他自己會找機會炫耀他對敵人思想的了解，而他最愛引用列寧提出的問題，一有需要便加以剽竊。他會用金剛石般堅硬的指節敲打著剛好在面前的桌子，說道：各位，該怎麼辦？即便告訴將軍其實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還以此為名寫了一本小說，似乎也無關緊要。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重要的是列寧，是將這個問題納為己有的那位行動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