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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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五年來，我常常夢見父親，卻從未夢見母親，不知她是否藏在潛意識更深處，輕易不會出現。但據通靈的傅老師相告，在我擲珓卜卦時，母親的靈魂也追隨觀音而來。果如此，則我的內疚當更深刻。因為五十八年前，她在臺大醫院臨終前曾經囑咐我：「好好照顧你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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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曾經做過安溪縣長，也在永春縣做過教育局長。他認識母親，是在教育局長任內：當時父親的普通話還說不清，更不懂從江蘇派來的師範畢業生，也就是母親，那一口江南腔的常州話。不過有情人終於超越了方言之阻，成了眷屬。小時候父親常不在家，不是宦遊在外，就是忙於主持永春同鄉會，不然就是為谷正綱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出差，去海外接應各地的難民。父親早年在國民黨的「海外部」任職，後來轉入僑務委員會，多年擔任常務委員，清高而又低薪，每月只有五百新臺幣，而我臺大畢業後在國防部服役，擔任編譯官，月薪卻有八百元。

抗戰初期，母親帶我出入於淪陷區，備歷驚險，母子同命，片刻不離。所以母子之間的親切遠勝於父子之間，亦即佛洛伊德所謂的「戀母仇父情結」。僑委會的省籍結構，是廣東人多於福建人，而勢力是粵高於閩。小時候我當然聽得懂閩南話，後來去中文大學，廣州話自然也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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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我隨父母從厦門去了香港，做了一整年的難民。父親身上只剩了五千港幣，不久恐將山窮水盡。我們和另外兩家難民，擠在銅鑼灣道某處的四層樓上，我睡的竹床白天收起，晚上才放下在走道上。香港大學的學制異於大陸，我也不願考進去，做港英政府的準公務員。冥冥之中，我知道自己將來會做作家，但不是在當時變天的大陸。有一次我偶然發現蘇聯發行的一份英文月刊，英譯的卻是中國新文學的評析，便將之譯成中文，投給香港版的大公報，竟得了五十元港幣的稿費。我即買了三罐555牌的香煙送給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