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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保阪正康
 
我在昭和五十(一九七五)年代初期開始想要以第二代的觀點來檢驗太平洋戰爭。因為我認為我們這個世代對太平洋戰爭的內情所知少得可憐,另外,明治時代以來的近代日本的種種矛盾完全投影在這個戰爭上了。從那時以來將近二十年間,我訪問了二千多名軍官、士官和士兵。
  
此時我發現軍官類型有二:一種是謙虛地只談自己的經歷,而將評價、價值判斷交給聽的人判斷或交給歷史論定;另一類則若似不經意地將自己的經歷和國家政策重疊在一起,話既多,又時不時一再的巧妙辯解。在我內心私自稱前者為理智派,後者為凡俗派。理智派的軍人當然在戰後社會中也過得不是很精明。似無言地說「敗軍之將不言勇」而回到家鄉,一心務農的高級軍官也不少。
  
當然我感覺和前一類型的軍官有強烈的連帶之感,我認為不應該隨便將軍國主義者的標籤貼在他們頭上。
  
我認為堀榮三就是屬於理智派中的一人。我和他於一九八四年春天初次見面。我聽說過他是大本營第二部(情報部)中很富才幹的情報參謀,更重要的是他將近四十年一直都不做任何辯解或自誇之言,有一段時期,他一直維持住在奈良縣西吉野村自己家裡,並在大學教德語的生活方式。事情開端是因為我聽說,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發現當時的台灣近海海戰中,海軍有誇大戰果情事,就從鹿屋基地發電報給大本營提醒,卻在大本營內被擱置不理,而我想請教他這件事。我也想知道雷伊泰島決戰及其後的菲律賓群島決戰中的欺騙情形。
  
但他來信卻說,遵照其父堀大夫(二二六事件時為第一師師長,事件後退為預備役)之言,恕無法同意接受採訪。堀氏在本書「後記」中也有提到其父之言:「戰爭結束返鄉的那一年,我為某出版社寫了題為『悲劇的山下兵團』的書稿約四百張」。一旁看著的家父訓斥我說:『不要得意揚揚地把敗仗寫來賺錢!』僅我也參加了的菲律賓群島決戰就有四十七萬七千人戰死,他們就是想寫,想說,想投訴也都不可能了啊!」在給我的信中也有這段話,這反而更刺激了我想採訪的慾望,而冒昧登門拜訪。因我覺得讓持有這種想法的軍人開口說出來,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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