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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專業之死
 
無知在美國是一門邪教,而且源遠流長。
反智像一道綿延不絕的線,蜿蜒貫穿著我們生活中的政治與文化面,
至於滋養著這條線的謬誤觀念,則是:
民主就等於「我再無知,也可以跟博學的你平起平坐」。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一九九○年代初期,昧於愛滋病疫情氾濫的一小撮人,包含加州大學教授彼得‧杜埃斯伯格(Peter Duesberg),選擇站在了幾乎整個主流醫療界的對立面。這群人主張全名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愛滋病成因並非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這種反直覺的挑戰可以是科學的養分,問題是杜埃斯伯格的信念並沒有任何證據,而事後也被證明是無的放矢。事實是在HIV被研究發現之後,醫師與公衛官員才知道要透過各種措施避免病毒感染,而這也成功拯救了無數條寶貴的性命。
 
杜埃斯伯格的這場鬧劇原本可以乖乖地被科學研究收服,畢竟歷史上的科學發展原本就不乏這類兩步路就踢到鐵板的妖言惑眾。惟以此例而言,這則胡說八道被一名國家領導人給注意到了,結果災難也一發不可收拾。當年貴為南非總統的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聽到這種說法像撿到寶一樣,他把雞毛當令箭地跟著喊愛滋病的起因不是病毒,而是營養不良或身體不夠強壯等其他因素,由此對於外國提供藥品或各種形式的協助要遏止盛行於南非的HIV病毒疫情,這位總統都一概敬謝不敏。到了二○○五年前後,塔博主政下的南非政府雖然終於把姿態放軟,但傷害已經造成。按照哈佛公衛學院裡的醫師群估計,塔博執迷不悟的代價是超過三十萬條人命逝去,外加約三萬五千名愛滋寶寶的降生,尤其後者完全是一場莫須有的悲劇。可怕的是塔博直到今日,都還覺得自己是個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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