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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最終與最初
 
一九○○年,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台灣改隸第五年。翻開歷史年表,製糖會社的煙囪開始探出廣袤的原野,伸向殖民地的天空;一些近代律法如治安警察法、出版規則、保安規則等,也相繼穿過未經近代規訓的呼吸與身體,織疊成一張日漸嚴密的網。這是一九○○,斷代的最初與最終。在文學史上,似乎不是特別值得一提的年份,卻有甚麼正隱然發生。五月中旬,雨季到來,蔡秋桐、吳濁流、葉榮鐘陸續降生,但他們的舞台還在二十年後的未來;稍早一些的三月中旬,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繼「饗老典」後又有新的策劃,邀請曾獲科舉功名的傳統士紳於台北府城西門內的淡水館,盛大召開「揚文會」。他們打著甚麼算盤?後來的研究者說,這是透過漢詩安撫籠絡這批前清遺臣,同時向之展示日本的威勢與近代文明(黃美娥),並藉他們的影響力推廣新學、培育新式人才(陳文松)。
 
日本時代,描寫進入新時代之舊仕紳最為生動者,當屬朱點人的短篇小說〈秋信〉(1936)。斗文先生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七歲那年正要上省應試,卻遇上台灣改隸。原來的人生勝利組,一夕間成為魯蛇(loser)。作為虛構人物的斗文,在設定上當然具備受邀參加一九○○年揚文會的資格;但按人物性格推想,他是不會參加的。「他的家裡藏著一本台灣的詳圖,當台灣要開始新政治的時候,因為不諳於台灣事情,好幾次要請他幫忙,但他不但執意不肯,而且還要謝絕一切的政客」。只是,看似隱居的斗文,胸中仍奔流著民族的熱血。他閱讀孫兒從上海寄來的《國事週聞》(柳書琴認為它的現實指涉是《國聞週報》),也曾在島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成立詩社、提倡擊缽吟,挽救作為民族命脈的漢文。遺憾的是,斗文的努力終究不敵統治者以國家機器推動的新學(國語=日本語教育);他視為民族命脈的漢文,也在統治者的懷柔下成為應酬的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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