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的消失與社區重構
 
人本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曾經分析「空間」和「地方」不同的意義。他認為，人的感觀經驗，例如肌肉運動產生的知覺或是觸覺、視覺等，令人產生「空間感」；即使如伸手、踢腳等簡單動作都具有空間意義。人因為直接的運動而經驗到空間，自己也因此成為空間的中心。「地方」則是一種特殊物體，它不像一般有價值的物體可以攜帶或搬動；它是一個「價值的凝聚」。對一個嬰兒而言，可以從簡單的運動和視覺中感覺到空間；但是這個空間中最有意義的「地方」，卻是嬰兒的母親。雖然母親一直在移動，但對嬰兒而言，母親代表的安定意義是不變的。因此，對嬰兒而言，母親是最原始的「地方」。隨著嬰兒成長，認知能力加強，他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認識地方，例如感情上對家鄉的親切感，或是對於「地標」的了解和熟悉。段義孚認為，都市規畫者從地圖上看鄉村，賦予「區或鄰里」的區域名稱；但居民對這些「區或鄰里」概念卻很遙遠。對當地人民而言，「地方感」不僅是聚落的空間範圍，同時也警覺到有其他聚落的存在；其他聚落是他們的競爭者、敵對者，有了競爭和敵對更提高了自我的統一和認同感。因此，「空間感」具有實質的三度空間、有一定疆域的意義，而「地方感」則顯得感性，更接近「認同」的表現。
 
「全球化」帶來的空間「鄰近感」(proximity)，直接改變了經驗中的「空間感」。Tomlinson指出，「時間」因素、個人對空間的參與經驗，造成空間差異的距離感大幅減少；前者如坐飛機旅行，旅客坐在機艙內，感受最直接的「距離」是「時間」，而不是遠近的空間；而透過媒體影像的傳播，每一個人對於遠方的空間也可以存在深刻的印象，而不必然是陌生的。另一方面，「鄰近感」同時表現在全球化下世界各地的現象和隱喻的秩序中；明顯的現象如世界各地的面貌趨向相同（例如機場），整個世界的關係透過交通和媒體資訊科技聯結，彼此更為緊密。而隱喻的秩序指彼此關係看似疏遠，但顯現出互相影響的因果關係，例如全球金融或環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