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向余英時老師問學的日子
 
王汎森
 
在臺大讀書時，我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方面的書。後來因為讀到余老師幾篇思想史的論文，興趣才漸漸移到明清與近代。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其實是戰國思想到漢，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競流到變成湖泊這一段轉變，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劉宗周。但是到普大與余先生首次見面時，余先生說史語所有傅斯年檔案，用檔案治史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這才決定了我的論文方向。後來我回過頭一想，如果照原來的計畫寫劉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劉氏那些深奧難解的觀念啊！儘管後來得到博士學位回到史語所之後，我仍寫過幾篇與劉氏有關的論文，但是比較系統地探討劉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連一張英文便條都沒寫過的我，到了普大後，突然跳進一個漩渦中，每天為動輒一篇三、四十頁的學期報告（每學期至少有三篇）擔心，光是Wade-Giles 拼音，和英文footnote 的作法就讓我感到很為難了。當時，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隨手揣一個範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師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了“O Soul, Come Back!”一文，隨手給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後兩年時間，只要是動手寫英文報告時，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後下筆。圖書館中鄰座的同學David Wright，則每每手持一本King James 的聖經，隨手翻閱之後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