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兩種相反的從眾形式。第一種是「你知道嗎？如果大家都說他們看到B，我想我看到的也是B，管他的」和「我仔細想了想，我看到的其實不是A，我想我看到了B，我很肯定。」後者和海馬迴活化相連結，而海馬迴是學習和記憶的關鍵腦區──你在修改答案時，也真的修改了自己的記憶。驚人的是，在另一項研究中，這個從眾歷程也和枕葉皮質活化相關，而枕葉是處理視覺的主要腦區──你幾乎可以聽到大腦中的額葉和邊緣系統在說服枕葉，要它相信自己看到了與實際所見不同的東西。如同先前說的，贏家（在此則是大眾意見）才能寫下歷史，然後眾人最好也跟著改寫自己手上的歷史書。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你看到的其實是藍點，不是紅點。
 
所以，從眾的神經生物機制之中，首先出現一波焦慮，原因來自把差異當成錯誤，接著，再進行改變想法所需要的認知運作。以上提到的研究發現顯然只來自於人造的心理學實驗情境。因此，當你和陪審團中的其他人意見相左、當有人慫恿你加入動用私刑的暴民、當你必須在從眾和孤獨之間做出抉擇，針對這些時候發生了什麼事，這些研究只能提供些微模糊的訊息。
 
當有人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對的事情，服從權威背後又有什麼樣的神經生物機制呢？和從眾的組合很類似──腹內側前額葉和背外側前額葉打泥巴戰，焦慮和糖皮質素壓力荷爾蒙冒出來，使你偏向臣服。這又引領我們接著討論關於「只是服從命令」的經典研究。
 
阿希、米爾格蘭與津巴多
 
到目前為止，與從眾和服從相關的神經生物學，大概很難在短時間內針對這個領域的核心問題提出解答：在適當條件下，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出同樣駭人聽聞的事，只因為受到命令、只因為其他人都這麼做？
 
心理史上有三個最有影響力、大膽、令人不安又極富爭議的研究，如果不談簡直犯法，那就是所羅門．阿希（Soloman Asch）的從眾實驗、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的電擊與服從研究、以及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史丹福監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