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五四，及其影響／王汎森
 
回顧過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獻，我們一定會很快看出過去五、六十年在政治壓力之下，海峽兩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種左右分裂的現象。中國大陸有關「五四」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與共產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與事件。台灣的「五四」書寫基本上偏重在右翼的人物、刊物、團體、事件，在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壓力下接觸一九三○年代的左翼思想與文學往往帶有極大的危險。
 
事實上，「五四」幾乎從一開始就逐漸浮現出左右兩翼的思想成分，而且兩種成分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團體身上。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從一九一七年左右開始，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科學、白話新文學等為主軸。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後左右兩翼時濃時淡，像調色盤中的色彩到處竄動、交融（譬如傅斯年也寫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其成色與分量之增減，與北伐、清黨等政治局勢的變化也有非常複雜的關聯。但是愈到後來，則儼然有左右兩個「五四」運動。
 
我認為，國共分裂的局面為「五四」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後見之明」，有意無意間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團體或事件上，因而使許多論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中有一種模糊、附會、改換、倏忽不定的特質；當時青年常將「新學理」掛在嘴上，但是不同宗派、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旨也在「新學理」的大傘下被並置。從《「五四」時期的社團》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等書，可以看出同一個社團或同一個期刊，往往同時擁有在當時不覺得互相排斥、而在左右兩翼分裂之後覺得不共戴天的思想成分。例如《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有許多材料顯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管是閱讀的書刊，或是信從的觀點，都是左右雜存的（「問題與主義論戰」期間，毛澤東一度還是胡適「問題」派的信徒）。蔣介石早期的日記與年譜，亦復顯現他在「五四」時期一方面服膺「輸入新學理」的主張，積極學英文、想遊學歐美三年，同時也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