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選文的目標：
•分辨「事實」跟「投射」的區別
•透過「真」、「假」的思考，理解界線的概念
 
我與死亡面對面
文／褚士瑩、曾寶儀
 
我曾經為了一個紀錄片，花了半年的時間，到全世界各地跟死神對話。
 
從小我們被教育著儘量避免談論死亡，因為那是不吉利的事，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從來沒有想過因為擔任主持人的工作，有一天會帶著我用不熟悉的外國語言，到世界上遙遠的角落，找到一個你願意跟他說話，而他也願意跟你說話的人—即使我們談的話題是死亡。
 
當我在波士頓的墓園，面對死亡學的教授，我生平第一次面對面的感受到，原來世界上有人以極大的熱情，在面對死亡這件事。
 
當我在瑞士巴塞爾的安樂死診所，親眼目睹一百零四歲的澳洲植物生態學家，特地在家人陪同下到那裡選擇自己的死亡，讓我意識到，唯有正視死亡，越早開始思考關於死亡的事，越早明白自己對於死亡的態度，才能得到生命的勇氣。
 
除了美國和瑞士，我還去了荷蘭、愛爾蘭、英國，採訪了數十位對象，除了安樂死，還有長生不老、ＡＩ人工智慧、性愛機器人，甚至探討美國墨西哥的邊境問題。
 
其中那位一百零四歲的植物生態學家叫做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他因為澳洲不承認安樂死合法，才必須到瑞士去。
 
選擇安樂死的客戶到達診所，必須連續兩天接受兩個不同的醫師，對客戶進行生理跟心理的評估，確認安樂死是客戶本人在意識清楚下的決定，而且有能力自己按下那顆按鈕，如果最後一秒鐘後悔的話，也有辦法可以自己終止這個過程。
 
大衛到了以後，發現不能立刻執行安樂死，顯然有點失望。
 
「我們還在等什麼？」大衛在守候多時的記者面前，問陪同他一起來的孫子。
 
「還有一些表格要填。」孫子回答。
 
「哎！」他搖頭嘆了一口氣，「總是有一大堆表格要填！」
 
出發之前，我處在天人交戰之中，要特地離家，搭那麼遠的飛機，以媒體主持人的身分去親眼看一個人死亡的過程，這對我非常困難，我不斷問自己：
 
「我這樣做，是對的嗎？」
 
「為了紀錄片，占用他生命最後的時間，對他和家人公平嗎？」
 
但是看到他面對死亡如此無懼，甚至有點迫不及待，我原先的擔憂就放下了。
 
死前一天，孫子還推大衛到植物園去，看他最心愛的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