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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選文的目標:
•分辨「事實」跟「投射」的區別
•透過「真」、「假」的思考,理解界線的概念
 
我與死亡面對面
文/褚士瑩、曾寶儀

 
我曾經為了一個紀錄片,花了半年的時間,到全世界各地跟死神對話。
 
從小我們被教育著儘量避免談論死亡,因為那是不吉利的事,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從來沒有想過因為擔任主持人的工作,有一天會帶著我用不熟悉的外國語言,到世界上遙遠的角落,找到一個你願意跟他說話,而他也願意跟你說話的人—即使我們談的話題是死亡。
 
當我在波士頓的墓園,面對死亡學的教授,我生平第一次面對面的感受到,原來世界上有人以極大的熱情,在面對死亡這件事。
 
當我在瑞士巴塞爾的安樂死診所,親眼目睹一百零四歲的澳洲植物生態學家,特地在家人陪同下到那裡選擇自己的死亡,讓我意識到,唯有正視死亡,越早開始思考關於死亡的事,越早明白自己對於死亡的態度,才能得到生命的勇氣。
 
除了美國和瑞士,我還去了荷蘭、愛爾蘭、英國,採訪了數十位對象,除了安樂死,還有長生不老、AI人工智慧、性愛機器人,甚至探討美國墨西哥的邊境問題。
 
其中那位一百零四歲的植物生態學家叫做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他因為澳洲不承認安樂死合法,才必須到瑞士去。
 
選擇安樂死的客戶到達診所,必須連續兩天接受兩個不同的醫師,對客戶進行生理跟心理的評估,確認安樂死是客戶本人在意識清楚下的決定,而且有能力自己按下那顆按鈕,如果最後一秒鐘後悔的話,也有辦法可以自己終止這個過程。
 
大衛到了以後,發現不能立刻執行安樂死,顯然有點失望。
 
「我們還在等什麼?」大衛在守候多時的記者面前,問陪同他一起來的孫子。
 
「還有一些表格要填。」孫子回答。
 
「哎!」他搖頭嘆了一口氣,「總是有一大堆表格要填!」
 
出發之前,我處在天人交戰之中,要特地離家,搭那麼遠的飛機,以媒體主持人的身分去親眼看一個人死亡的過程,這對我非常困難,我不斷問自己:
 
「我這樣做,是對的嗎?」
 
「為了紀錄片,占用他生命最後的時間,對他和家人公平嗎?」
 
但是看到他面對死亡如此無懼,甚至有點迫不及待,我原先的擔憂就放下了。
 
死前一天,孫子還推大衛到植物園去,看他最心愛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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