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han的影響變得遠遠超過第一批女士的成就，故事重點不只在於接納和社群如何強化一批被遺棄者，也在於那些被遺棄者為她們的國家做了什麼。讓我再給大家舉兩個例子。
 
第一，許多年前，大概是比爾跟我去印度的同時，我們在探索對抗愛滋病的不同方法，我們對一個新可能性超興奮的――治療愛滋病的有效藥物也可能用在預防愛滋病。我們幫忙資助藥物來測試檢驗這個概念，測試結果有驚人的發現：口服預防藥可以把透過性交感染HIV的風險降低超過90％。愛滋病社群最大的希望被實現了，接著卻又破滅。
 
因為這個方法必須讓健康的人天天服藥，偏偏有風險的群體絕不會這麼做。無論多麼有效，讓大家採行任何的健康新行為都困難得令人洩氣。人們必須願意投入、被告知、又有強烈動機。很遺憾，愛滋病防治人士、金主、政府和衛生人員就是無法讓民眾乖乖服藥。全世界只有兩個群體例外：美國白人男同性戀......還有印度的女性性工作者。
 
有項研究顯示94％的印度性工作者老實的持續服藥。這種程度的配合在全球衛生史上前所未聞――研究把它歸功於Avahan計畫中婦女創造的堅強網絡。
 
那是第一個例子，下面還有第二個。二○一一年，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刊登一篇文章顯示，Avahan的工作強度跟印度某些人口密集邦的HIV氾濫率較低有關。之後的幾年，也記載性工作者向客戶堅持使用保險套能阻止這種病傳染給更多人。這些被提升權力的女性成為拯救千百萬人命的全國性計畫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在一個沒人願意接觸她們的國家，這些女士互相接觸，在那個接納彼此的小社會中，她們開始發現與恢復她們的尊嚴，尊嚴帶來了要求自身權利的意志，堅持自己的權利，她們就能夠保護自己的生命並且拯救國家免於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