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智賢經歷的一切很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她與我年齡相仿，說同樣的語言，一樣愛吃泡菜，而且也是韓國人。她為了脫離暴政、保護家人，先逃到中國，十幾年前才獲得英國的庇護。我呢，差不多在這同一時期，我因著父親工作調派的緣故，移居倫敦。我沒有像智賢那樣，涉水橫渡圖們江，或是長途跋涉挑戰蒙古沙漠，但我來回穿梭諸多國之邊界。每回穿越國界，韓國籍的身分認證就像是烏龜身上套著的那層殼，跟著我一路從一個國家入境另一個國家。智賢來自北方，我來自南方，卻有同一個認同：我們倆都是韓國人。光這一點就足以連結起我們。
 
記錄她在北韓那段日子的同時，我接納了她的觀點，走進了她的內心世界，我變成了「她」。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但童年、死別、苦痛、夢想卻是相通的。智賢描述北韓人權狀況的同時，我因為自己出生在「好」的那一邊，內心的罪惡感油然而生，壓著我手中的筆；我聽著她回憶自己的童年、家庭、工作、囚改營、奴隸般的生活和逃亡，我記錄著，焦急得想串連起這兩條人生，給出連結，做出修補。我們倆都強烈地渴望告訴這世上的其他人，假如這個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遭到日本占領、沒有爆發韓戰，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女性？無論如何一定要掀開那神祕面紗，揭露事情的真相。我一定得寫出來。
 
二○一四年，曼徹斯特，我和智賢的第一次相遇，緣於國際特赦組織（International Amnesty）拍攝的一部紀錄片。擔任口譯的朋友臨時有事，緊急情商請我代班：工作內容基本上是用韓文訪問智賢，再把她的回答用英文謄寫下來，趕在近期將推出的紀錄片《另類訪談》（The Other Interview）上映之前交稿即可。我不是專業的口譯人員，因此不禁有些焦慮，但真正令我緊張的是別的：和北韓人對談？不會有危險嗎？不是禁止的嗎？萬一她是間諜怎麼辦？我一邊努力試圖解答內心的疑問，一邊填寫國際特赦組織的表格，接下了這份任務。有一股無法名狀的東西敦促著我接下它。跟著特赦組織團隊一同從倫敦到曼徹斯特的車上，紀錄片導演向我簡報了這項計畫，然而，在我內心播放的卻是另一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