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為何要研究同理心？
 
我在波士頓大學醫學院（Bos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的第一年，精神科教授理查．查辛醫師（Dr. Richard Chasin）在舞台上排了一圈椅子，代表曾經有創傷經驗的家庭成員。每一張椅子代表一名家人。他不是專注於一位有創傷經驗的成員，而是示範給我們看，整個家族都參與了表達和管理受苦的人的情緒。每次從系統中移除了一張椅子，家庭就需要重新調適，如果沒有這個人扮演他的角色，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我第一次發現，我自己的家庭並不像我一直以來想的，其實並不獨特，甚至很尋常。發現自己能夠辨認並分享形塑我的童年生活的重要景象，令我感到安慰——同理心的基本元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的爸媽幾乎失去了一切，然後移民美國。爸爸十四歲時，他的父母被極權政府處決了。那時，他和兩位妹妹失去了特權般的生活，被送到飢餓集中營去。我母親的家庭也被迫拋下一切財產，離開家，在勞動營工作。她的父親在那裡過世。這些殘忍的故事像窗口的窗簾似的，掛在我們家的角落。有很多光線照進來，但是窗簾總是在那裡，形成陰影。
 
我的父母是德裔基督徒，這讓事情更為複雜了。一八〇〇年代，他們的祖先移民到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達諾比河谷（Danube Valley），在那裡過著和平的日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在狄托（Tito）政權下，他們忽然陷入了種族清洗，政府立意要把所有德裔和其它「不受歡迎」的族群都消除掉。命運如此扭曲，狄托政權把德裔人口趕出家門，送去集中營，就像德國希特勒政權把幾百萬的猶太人和其他人送進集中營一樣。歷史上，一直有暴政將幾百萬的人民消滅掉，他們的故事甚至沒有人提起。
 
和我父母屬於同一個教區的教友出於同理心和信仰，協助他們從集中營逃走了。後來，他們在澳洲遇到彼此，結婚，移民到美國。因為他們的德國口音，不知道他們的背景，也不想知道他們的故事的人，會立刻批判他們。很多人只因為他們是德裔，就假設他們在身為受害者的恐怖歷史中扮演了迫害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