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批判的痛苦、被誤會參與了恐怖的戰爭犯罪，加上沒有人同情他們自身經過的痛苦，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他們不但失去了家庭、家園和國家，還被誤會。他們很難承受。這些誤會對我的影響也很深。
 
小時候，同學因為對方無法控制的因素而欺負別人時，例如膚色、住處、家庭狀況，我總是很難過。為了表面的條件而受到批判是不公平的，我心裡憤怒極了。我變得非常在意社會公義，直到今天都如此。我渴望療癒別人情緒上的痛苦，因此選擇了精神醫學作為我的事業。現在我已經成為專業人士了，我聽著病患述說他們的故事，例如精神病的汙名化，以及大家問他們為什麼「吃那麼多精神藥物」，讓我對於大家無法用同理心看待他們的掙扎，感到憤怒。
 
大約十年前，《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頭條標題經常呼籲大眾對健康照護賦予更多同理心的時候，我已經參與同理心研究了。我跟麻省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ql）精神科合作，做了一項調查。我們想要知道，門診時，如果醫生的言行較有同理心的話，醫生和病人之間的心理參數是否會彼此符合。我們想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具體證據，顯示兩個人「同步」的狀態。
 
我們使用一個簡單的技術，稱為皮電反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測量皮膚的電阻變化。這是對情緒激動最敏感的測量了。我之前的一位學生，卡爾．馬爾希博士（Dr. Carl Marci），追蹤了醫生和病患的生理反應，看他們何時彼此同步，何時不同步。他追蹤了皮電活動，測量皮膚釋出多少汗水，代表當時生理和情緒活動的程度。然後我們問病人，醫生表現了多少的同理心。結果顯示，同理心越強的醫生，醫生與病人的生理跡象越彼此吻合。
 
這個實驗的大突破是我們發現了一個生物記號，可以定量測量非常難以捉摸的同理心。一位女士看到代表自己內在焦慮的生理記錄，以及醫生的反應時，吸了一口氣說：「我覺得我看到了我的心靈X光！」她這輩子大部份時間都有焦慮症，但覺得沒有人看得到她的痛苦。現在看到了這個醫病連結，讓她的治療有了長足的進展。在這裡，我們注意到了同理心的力量，並同時繼續修正我們辨認和度量同理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