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每個時代都會取得所需思想
 
喬治先生
 
一九八二年，我首度前往希臘進行考古挖掘。我感到十分興奮：我在英國挖掘過很多次，但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一台老舊的荒原路華越野車把我從伯明罕載到賽薩洛尼基，我再從當地搭了台更為古老的公車前往阿西羅斯，那裡是我們工作的農村。我在當地適應了該計畫的行程。我們一整天都會計算、秤重、分類史前陶器的碎片，太陽下山時，會在挖掘處房屋沾滿塵埃的前廊喝一兩杯烏佐酒。
 
有天晚上，某個老人沿著骯髒的路面走來，並經過房屋，他用橫座馬鞍騎著一隻驢子，一面用棍子拍著那頭牲畜。他身旁有名步行的老婦人，因背著內部突起的沉重布袋而駝背。當他們經過時，我其中一位學生便用生硬的希臘語向他們問好。
 
老人停下腳步，露出笑容。他和我們的發言人說了幾句話，接著兩人就繼續往前走。
 
「那位是喬治先生。」我們的口譯員解釋道。
 
「你問了他什麼？」我們其中一員說。
 
「我向他問好，以及為何他妻子沒騎驢子。」
 
此時眾人一片靜默。「然後呢？」
 
「他說她沒驢子騎。」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經典人類學的文化衝擊。在伯明罕，如果有男人騎著驢子，而妻子辛苦地背著大布袋，外界就會認為他是個自私（或更糟）的男人。不過在阿西羅斯，這種安排相當自然，理由也極其充分，使喬治先生覺得我們的問題很笨。
 
三分之一世紀後出現的本書，正是我對在阿西羅斯目睹的光景做出的解釋。內容奠基於二○一二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進行的兩場坦納講座，主題是人類價值觀。受邀舉辦坦納講座是學術生涯中最高的榮譽之一，但我對此邀請特別感到高興的原因，是由於我根本不像該得到這種殊榮的人。碰上喬治先生之後的三十年，我從未就道德哲學寫過任何一個字。這點自然讓我感到猶豫，但回頭思考時，我便認為普林斯頓人類價值觀中心是能讓自己深入談論阿西羅斯事件的地方，且為了解釋喬治先生的話語，和我對此產生的反應，就得講述關於過去兩萬年來人類價值觀的文化演進史理論。為了達成這項任務，我認為歷史學與考古學專業比道德哲學要來得更為適宜；我也告訴自己，道德哲學家可能也會對關於人類價值觀的文化演進理論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