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代的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將韋伯的思想引薦給大批美國社會學家，但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他的職業生涯從擔任帕森斯的學生開始）則於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為此概念提出了全新見解。「我相信馬克斯．韋伯是個作繭自縛的人，」紀爾茲寫道，「我認為文化是纏住他的蛛絲，因此對它的分析也不是為了找尋法則的實驗性科學，而是找尋潛在意義的詮釋性學問。」紀爾茲由對韋伯的這項論點延伸出自己的論述，並得出結論，認為社會行動必須奠基於「長期、主要（但並非只有這種單一性質）為定性的、高度參與性的、與極度縝密的實地研究。」，才能生產出他口中那知名的「深厚描述」。
 
紀爾茲說，深厚描述一般「以論文型態出現，長度從三十頁到三百頁不等；這是呈現文化詮釋與佐證理論的最佳方式。」不過，「以民俗誌研究的角度來看……作者的能力無法得知遙遠地帶的原始事實，但他能夠釐清那些地方發生的事，並減低未知背景自然散發出的陌生行為，所引發的困惑感（像『那些人究竟是什麼來頭？』）。」
 
聲稱社學科學家應該專注於理解、而非採納韋伯對理解與解釋所提出的模擬觀念時，紀爾茲反映出了美國學術界大部分成員的心聲。到了一九八○年中旬，大部分人類學者與眾多社會科學家跟上了他的腳步，將文化衝擊從問題轉化為機會。我們應該感到高興，因為歷史學家羅伯．丹屯（他當時是紀爾茲在普林斯頓的同事）在我碰上喬治先生幾年後寫道：「我們完全無法理解老祖宗口中諺語的智慧」，因為「當我們聽不懂諺語、笑話、儀式、或詩詞時，就曉得自己碰上某種重要事物了。透過鑽研最令人一竅不通的文獻，我們也許能挖掘出某個特異的意義體系。這條線索或許還能導向某種奇特又炫目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