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八二年時確實想過，喬治先生可能是故意對我們開了玩笑，嘲弄來自第一世界的我們，對鄉村生活方式抱持的譴責態度。但事實維持不變：喬治先生依然坐在驢子上，妻子則努力扛著膨脹的布袋。我認為一旦用阿西羅斯的村莊生活邏輯來解讀他的話語，肯定能揭露某種奇特又眩目的世界觀，但我要選擇不同的方向。與其理解喬治先生與他太太的行為，我想的是解釋其中的原因。
 
因此，我得向不只早於紀爾茲，甚至是比朵伊森更久遠的時代尋求解答。如果我們回朔得夠遠，到了一七二○到七○年代之間的世紀中期，就會來到解釋（而非理解）主導著文化的學術研究的時代。從孟德斯鳩到亞當斯密，西歐許多偉大的知識份子應對來自其他大陸大量資訊的方式，便是認為（和我的方式相同）人類已經歷過一連串經濟發展階段（通常是某種狩獵、畜牧、農耕、與商業模式），每個階段也都擁有獨特體系。
 
有些理論家稱他們的工作為「哲學史」，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使用過去來解答道德哲學中的某些核心問題，但其他人偏好「推測歷史」，理由則是他們明白這類概念仰賴對過往的推測，而非實際證據。打從一開始，推測歷史便引來了嘲諷（沃爾特．白芝浩開玩笑說，亞當斯密「想彰顯出，與其成為野蠻人，人類反而成為了蘇格蘭人」）與憤怒（一七七三年出版的第一期《歷史期刊》中，約翰．克里斯多夫．蓋特勒大肆批判了「假惺惺的休謨、羅伯森仿效者，還有那些德國版的伏爾泰」，並保證「無論這些畜牲躲在哪裡，都會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揪出來」）。到了一七九○年代，許多學者做出結論，認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進行推測所造成的代價，比以哲學思維推論帶來的優點還更糟，因此推測／哲學歷史的趨勢立刻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