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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指出,性別比例並不是通婚的唯一原因。通婚能夠帶來經濟利益,並且提供了移民在邊疆地區普遍欠缺,但又亟欲獲得的文化與政治紐帶。舉例而言,中國商人往往會娶土著妻子,就像是歐洲商人在東南亞或北美洲的情況一樣。無論哪種案例,土著女性都以擅長貿易與交涉所著稱。許多中國移民透過通婚的方式,開始進入地方政治或菁英圈子(值得注意的是,土著菁英也需要這類漢人移民來增進自身利益,因為這些中國顧問們能夠熟練運用中國知識來幫助土酋與帝國政府交涉)。一代接一代,漢人的後裔在地方社會上的力量變得愈來愈強大,有時甚至成為主宰的勢力。

經濟與文化的互動往往造就雙重的政治與文化認同。紀若誠曾經探討,漢人移民(及其後裔)是如何成為礦業的領導者,然後再變成有時與土司及清廷官員合作的強權人士;有時他們則會發展自治力量,足以威脅清廷利益。這種本土化的例子出現最早在明代,而且不限於礦工社群。如前所述,諸多位於山區軍屯田莊,周遭都是非漢人的環境與「蠻夷」。這些移民們就像是一艘位在洶湧波濤的土著海洋上的小船,逐漸被吸入土著社會之中。他們開始講土著語言,採取土著的生產方式,享用土著飲食。

更重要的是,漢人移民後裔開始了「多重族群」(multiethnically)、「多重文化」(multiculturally)的身分認同。他們既認同自己的漢人祖先,也接受自己的本地身分標籤。在某些案例中,漢人後裔很高興擁有緬甸的名字、頭銜或關係。有時候,他們對自身土著身分高於中國身分的認同。更有甚者,漢人移民會站在土司一方來對抗帝國政府,因為統治該區域且掌握資源者不是別人,乃是地方土司。身在南方邊疆的江西商人之子岳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岳鳳的故事不但呈現了一個漢人移民文化與政治認同的轉換,也告訴我們土著文化如何傳播到了遠方的中華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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