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除了出自同一作者，本書收錄的文章有何共同之處？乍看之下，這些文章似乎僅是隨機結集，既無基本主題，也無統一論點。一篇有關「新型市場」的文章將1960 年代的金融潮流與蠢事視為經濟與社會結構變化之兆。此文與關於近代西方最不「市場導向」的思想家齊克果（Kierkegaard）的文章收錄一起，兩文似乎像怪異的盟友。本書將亨利．福特（Henry Ford）稱為「最後的民本主義者」，他一方面實現19 世紀農業與傑弗遜式的夢想 ，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兩者。和日本「經濟奇蹟」的內部壓力，或今日所謂「浪漫世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悲愴與無病呻吟，似乎毫不相干。
 
然而，儘管主題相當多元，這些文章卻是在探討共同的議題，也就是我所謂的「政治（或社會）生態學」。
 
任何大學的學科目錄中都找不到這個術語，但政治生態學唯一稱得上「新」的就是這個名稱。作為一個主題與人文領域，政治生態學有其古老的光榮血統，可一路回溯至希羅多德（Herodotus） 與修昔底德（Thucydides）。它更受到諸如知名的學者托克維爾（Tocqueville） 與白芝浩（Walter Bagehot）等人的重視。政治生態學的基調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人的著名定義―「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 ，亦即社會與政治的動物。正如亞里斯多德所知（雖然很多引用其觀點的人不明白），這意味著，社會、政體與經濟雖然是人類的產物，對人類而言卻是「天性」（“nature”），脫離了這些要素，便無法理解人。這也意味著，社會、政體與經濟是一個真實的環境、實實在在的整體，用一個時髦的術語來說就是真正的「系統」，其中所有一切皆與其他事物有關。因此，必須將人、思想、制度與行動視為一體看待，方能看得透徹明白，遑論準確地理解。